环球人口本世纪80年代将达103亿峰值联结国 (全球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

[联结国：#环球人口本世纪80年代将达103亿峰值#]#环球人口将在本世纪80年代达峰值#外地期间7月11日，联结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颁布《环球人口展望2024》报告。报告预测，环球人口将在本世纪80年代到达约103亿的峰值，随先人口数量将会缓慢降低，在21世纪完结前回落至102亿人，对2100年人口数量的预测较10年前的预测数据降低6%。报告称，目前环球已有63个国度与地域人口数量曾经到达高峰，人口数量占环球的28%。在到达人口峰值的国度和地域中，报告预测，未来30年内，其人口数量将降低超越14%，其中阿尔巴尼亚、波黑、立陶宛、波多黎各、摩尔多瓦人口数量将在2054年前迎来最大幅度下滑。报告还预测，到2054年，环球人均预期寿命或者到达77.4岁。在2080年前，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数量将超越18岁及以下年龄段人口数量。央视资讯

小城镇形成的相关理论

中国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邓小平同志极为关注的问题。他指出：“ 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沿袭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而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根据中国的国情，农村实现现代化单纯依靠大中城市带动是不现实的，一条最佳出路是大力建设和发展连接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中间环节 ——小城镇。通过小城镇承接来自高度发展的城市社会、经济的辐射，然后通过它扩散带动周围农村的发展。这是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作为中国发达地区的上海理当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郊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对上海率先实现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对上海郊区部分小城镇开展了调查。通过社会调查，我们不仅研究了当前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感受到了肩头的责任。正是这种农科大学生的责任感，激励我们在未走出校门之前，就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在郊区农村社区开展了一系列服务活动。同时，考虑到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任务更为艰巨，我们还利用暑假奔赴大别山区，投身科技扶贫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增强了我们的才干和能力，也坚定了我们献身农业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更加深了我们对小城镇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事业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大战略小城镇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究竟具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在学习邓小平农业现代化理论中首先要解决的认识问题。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 ” 通过对小城镇的审视，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个“大战略” 的重要意义。（一）小城镇有效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一，小城镇的聚集促进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及其它产业的连锁发展，解决了农村部分隐性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从我国小城镇的形成及演变过程来看，其最早是为生产者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服务的。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日益发展，小城镇成了农村工业生产的主要集聚地。小城镇工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根据现有的耕地面积测算，我国农业生产只能容纳 2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至少剩余1亿多劳动力。再加上由于人口增长每上新产生的750万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达2亿之多。发展小城镇，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大城市集中。而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城市本身也存在着消化自身劳动力的任务，缺乏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邓小平同志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国情出发，发展乡镇工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城镇地价便宜，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适宜发展乡镇工业。前些年，我国乡镇工业的发展呈分散状态。村村办厂，处处冒烟，曾是我国农村的一大景观。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乡镇企业过于分散，不能产生聚集效应，不利于形成产业链，严重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乡镇企业在城镇集中，将带来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解放束缚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有赖于小城镇的大力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 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第二，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现代化农业一般建立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这是一条基本规律。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农业的“两个飞跃”时，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中国农业以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为主。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平均每三个农民才供养一个城市人口。土地分散经营限制了行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农田基本建设，不利于水利设施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也不利于农业的扩大再生产和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小城镇，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一方面可以促进二、三产业在小城镇集中，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这样，就能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进行土地集约化规模经营，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三，小城镇的建设，可以打破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加快农村社区的发展。我国的城乡关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了长期分隔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就目前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并未真正打破。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农民居住分散，经济落后。城市的辐射力很难普遍直接达到农村每个地方。目前，中心城市的影响和扩散作用，只能通过小城镇才能达到广大农村腹地。小城镇因其具有亦城亦乡的特点，可以为城乡联结、协调服务，对活跃城乡经济起到重要作用。（二）小城镇是农民意识现代化的加速器。一位美国专家来华访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第一流知识的农民，就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农业。 ” 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包括人的现代化。只有实现农民现代化，即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农民现代化方面，小城镇也能发挥重大作用。小城镇是城市文明向农村社区传播的中转站。就大多数农民来说，对他们影响最为直接的是小城镇。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生活消费，无论是文化娱乐还是教育培训，他们都离不开小城镇。加强小城镇建设，有助于农民生活从单一转向多样，生活节奏由松散转为紧凑。同时，还能使农民逐渐树立起竞争观念、法制观念、全局观念、创新观念、效益观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新观念，以现代意识武装他们的头脑。总之，建设小城镇有利于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四有”新型农民。小城镇还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润滑油。邓小平同志指出：“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 小城镇可以成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榜样和阵地。这是因为：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生活服务的中心，具有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特点。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不仅为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持，而且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设施和场所，能有力推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二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的新课题小城镇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这一点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幅员辽阔的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 上海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从上海的特点出发，面向 21世纪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别。为此，我们利用业余时间，从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高度，以问卷调查与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上海郊区五个镇展开了重点调查。调查内容涉及上海郊区小城镇硬件建设和发展状况，小城镇居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生活等方面。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徒步走完了一个又一个镇，克服种种困难，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我们也得到了当地镇团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当地干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通过调查，我们感到上海郊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与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还存在着多方面的不适应。首先，上海小城镇的硬件建设存在不足。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些具有发展潜力和区位优势的小城镇，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难以形成一定的聚集力和承载力。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小城镇道路没能及时扩建，排水系统跟不上，教育、卫生、文化、通讯等设施也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已构成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小城镇硬件建设中另一个问题是挤占农田耕地现象严重。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需求将会不断扩大。我国的人均耕地呈递减趋势，因此小城镇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千镇一面，未能形成各自的特色。调查结果表明，小城镇的硬件建设必须加大力度，否则就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其次，上海小城镇的软件建设也有待进一步加强。根据我们对奉贤县西渡镇，闵行区陈行、杜行、莘庄镇及青浦县徐泾镇的调查，农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但在一些方面仍与现代农民不相称。在问卷调查中，只有 25%的人在闲暇时候愿意看书读报，了解信息。不少农民缺乏环保意识。当问及“如果有纸屑在你面前，你会否将它拾起扔到废品箱内”时，80%的人选择了不会。在处理“大家”与“小家”问题上，有些家庭对集体和社会漠然视之。农民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程度也不高。调查中有50% 的人反映自己不了解基本法律常识，也不了解科普知识。我们对调查的结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讨，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面推进上海小城镇建设。第一，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提供条件，实现小城镇的聚集效应。应适度合理地调整一些村镇的行政区划，减少重复建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加快小城镇建设力度的同时，要兼顾经济、社会、环境三效益，创造一个居民安定放心、环境优美静心、生活方便称心、文化娱乐欢心的理想环境，将小城镇建成具有一流格局不同特色的新型田园都市。第三，加强小城镇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现代化意识。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强调“四有”是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把上海的小城镇建设成为塑造“四有”新型农民的大学校。世纪之交，加快小城镇建设是上海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紧迫任务。同时，小城镇建设也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和支持，作为农科大学生的我们更是责无旁贷。三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热身运动生机盎然的小城镇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希望。面对神州大地正在涌动的小城镇建设热浪，我们农科大学生激发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并以满腔的热忱积极投身于这一伟大实践。我们还是雏鹰，还没有长成搏击长空的硬翅。但是，我们可以热身，可以为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尽力为上海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实现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小城镇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上海郊区一些硬件建设较好的小城镇居民尚缺乏与现代化相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生活质量也有待于提高。围绕人的现代化，我们选择了闵行区莘庄镇开展了一系列服务活动。例如，我们在居委干部的支持下，在市级文明小区莘松三村内选择了两幢楼搞“科普楼”试点。目前，我们已在“科普楼”进行了环保等方面的科技知识宣传。又如，我们组建了一个以小学生为主的“苗苗护绿队”。护绿队中原先非常不注意卫生的小朋友，参加护绿队后，知道了护绿工作的辛苦，再也不随便乱扔杂物了。我们又在莘庄镇团委的协助下，还开办了爱心学校，义务为小区居民授课。课程内容涉及电脑、插花、书法、棋牌、绒绣、音乐等。这些活动我们大多是莘庄镇的一个市级文明小区内开展的。今后将以它为中心，在莘庄镇其他小区内全面铺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扩散式的服务方式，为莘庄镇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所作的服务，虽然微不足道，但很有意义。这是我们走出大学校门以前的热身运动，是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直接实践参与。作为农科大学生，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献身农业现代化事业，为实现大战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人口生长过快带来得影响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人口飞速增长，人们面临着粮食、能源等各种资源短缺，为减缓人口增长、消除世界“人口爆炸”危机的呼吁不绝于耳。世界各国在这种形势下都相应地采取了一定措施以降低生育率。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也是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也酝酿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施，直到七十年代，才真正开展了计划生育，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轻人口比例过大，使人口惯性增长不可避免，为了更快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政府在1980年开始实施更为激进的独生子女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生育率大幅下降，世界人口发展不得不面向人口危机的另一面――过低生育率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老化。到1997年时全球就已经有51个国家和地区、44%的全球人口处于低生育水平(即生育率处在更替水平及以下)，联合国为此于1997年专门召开了专家会议，讨论低生育水平的问题。中国在当时也已经被列入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时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著名人口学家蒋正华教授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指出，中国政府希望保持低生育水平，但并不希望其下降得过低，即最好将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至1.9之间。总的说来世界遇到了一个新的人口危机，那就是过低的生育率造成人口老化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显现出来。现在除了美国外的其他老牌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国家中，低生育率问题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 1989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跌到1.57的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媒体抓住了这个题材，结果“1.57震动”成为整个日本的头条新闻，促使政府在1990年建立了一个政府的部际委员会，以便“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尽管如此，到2004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是下降到1.29，并且还在继续下降。这种趋势使日本政府十分担忧。担忧的原因在于生育率的下降会带来人口老化，人口老化正在加速并使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出现严重问题。韩国更严重，2003年总和生育率仅有1.17。还有新加坡、欧洲各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区无不被这种低生育率问题困扰。他们为了应对低生育问题都采取各种措施，但是目前看来收效甚微，以至于一些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便很难再提高。然而，中国的问题更为复杂，到90年代初以来，大家公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降到更替水平的2.1以下。各种调查和普查数据表明，中国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开始就低于2.1的更替水平，到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200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3%，65岁以上人口7.1%，明白无误地显示中国老龄化的来临，成为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是“未富先老”的典范。除了老龄问题，中国还有一个其它国家没有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问题。通常新生儿性别比在103-107之间，但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持续不断上升，到2000年达到难以想象的119，即每出生100个女孩要多出19个男孩。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到2020年中国25-35岁青年男子将比20-30岁女子多出4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将有4000万青年男子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这个比例将占同龄男子的1/3左右。对于这样性别比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深重的危机。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世界人口问题已经不是担心“人口爆炸”，而是新的人口危机，即不得不为提高生育率、减缓老龄化以及解决由此产生的许多问题而奋斗。中国的危机更是严峻，不仅有“未富先老”的问题，还有出生性比失调问题；不仅还没有意识到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极端困难性，而且对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即过低的生育率还行乐观估计，加深这些问题的严峻性。在各老龄化国家为提高生育率不得不用各种办法鼓励生育时，我们还在严厉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不能不说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认清的问题。下面就一些问题进一步详谈。为了理解本文，我们先了解几个概念：生育率，也称一般生育率，指每千名育龄妇女（通常15~49岁）一年活产的婴儿数。总和生育率指所有年龄别的生育率总和，反映平均一个妇女按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所生育的孩子总数。终身生育率指某个年龄组妇女在绝育之后平均生育孩子的总数。总和生育率是用来模拟终生生育率的，是变动的，受政策等因素影响。更替生育率指群体保持总数不变的总和生育率，通常按2.1计算。政策生育率，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是指按计划生育的政策标准平均每个妇女终生可以生育孩子的总数。老龄化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一、过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五、六个孩子，确实使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使中国难以快速发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既是世界形势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然而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却引起许多人的非议。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口形势究竟如何呢？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正面临一场新型的人口危机，这场危机比所谓“人口过多”要严峻得多。人口数量多，是一个问题，但它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人口是否太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而要看人口密度和人均资源。在这两方面，中国的情况不算好，但还远不是最差的。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即使去掉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也不过与英国和德国相当，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英、德、日、韩等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足以证明，中国当前的人口密度不足以阻挡中国的发展。人均资源方面的情况，与此类似。如果按2.0的总和生育率发展中国人口，即使按目前最乐观的中国人口总数估计，中国未来最多也不会超过16亿人口，这样的人口密度也远比目前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密度低。所以从人口密度的角度比较看，中国人口多并不是难以克服的问题。现在实际调查的生育率基本在1.3±0.1的水平，从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最近几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政府相关部门估计为1.8左右，并按1.8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最多时候出现在2035年前后，大约为14.86亿。这样的人口数量从人口密度的角度同其它国家比较，是难以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什么威胁的。然而根据计算分析，中国政策生育率只1.47左右，这样的生育率只是允许生育的生育率，但是存在大量的让人生而不生的现象，比如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丁克现象、单身现象，还有大量能生育二胎的人群在政府的鼓励下或者自己的意愿下而不生育二胎者，不要以为这不是小数字，透过各种媒体的报道看，这样造成的实际生育率比政策生育率减小的程度决不比因为部分超生现象的存在而使实际生育率增长的程度小；其次由于各种毛病或者疾病存在，在已婚妇女中还有大量的不育者，现在大量治疗不育不孕症广告很能说明这一现象，这种原因造成生育率的减少也不会太低；再次毒品泛滥、爱滋病漫延、笑贫不笑娼造成的“繁荣娼盛”而使性病广播，造成许多妇女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生育者；新的婚育观念使许多人三十多岁才结婚生育，这种现象使社会平均婚育年龄大大延后，这也必然减小生育率，不要以为这只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国的计生统计表明，近几年每年计生率都达到95%左右，也就是说只有5%左右人群有超生现象，就算为了政绩低报超生率，也不可能太高。这样分析，中国现在实际生育率水平在政策生育率以下在1.3±0.1是再合理不过了的事。如此低下的生育率必然造成中国未来极度老龄化。现在大家都喜欢把地球说成是“地球村”，意思是说世界人民感觉相互距离如此之近，几乎与过去的一个村差不多，在这样一个村里人们思想趋同，习惯趋近是在的难免的。表现在生育方面，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绝大多数处在低生育水平甚至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也都快速降到了接近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据最新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9左右，在四十年的时间内下降了一半左右，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接近总和生育率。由于严格地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城市地区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0左右大家都能认同，根据调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总和生育率甚至在0.7左右。农村地区的政策生育率在1.5左右，如果按政府部门估计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还在1.8左右的话，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2.25左右。当然如果全国总和生育率事实如调查的1.3左右的话，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只有1.5左右。高估生育水平，我们不得不冒更为严峻的人口老化的风险。中国还将严格坚持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把保持1.8左右总和生育率水平寄托在农村超生和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胎的前提下。但是在全球化、城市化的趋势下是难以奏效的。日本韩国等不断强化鼓励生育的条件下，生育率仍不断下降，很难想象近邻的中国的城市人群会牺牲自我去提高生育率。事实上，最近在北京上海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独生子女青年中仅10-20%有生育二胎的意愿。农村生育意愿调查也发现，农村的生育意愿也仅仅只是平均每个妇女有生育1.5-1.8个孩子的意愿。 1.5以下的生育率是难以保证有良好的人口构成的，这一点是多数人口学者都认同的，这也是为什么1989年日本生育率降到1.57时会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根据调查数据，中国生育率实际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运行在1.5以下，这样的生育率不能不对中国未来造成结构性的危机。低生育率、男孩偏好的传统，使中国未来人口在年龄结构和性别比出现严重失衡。从年龄结构来说，由于生育率下降过快，低生育率运行长，中国将面临世界上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危机；而在性别比方面，中国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已达到世界之最。这种人口危机，不仅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严重的、长期的损害。中国过低的生育率并不完全是在自愿的条件下形成的，独生子女政策强制执行是主要原因。独生子女在中国有着特殊的问题。首先是成长风险，由于意外伤害和疾病，独生子女遇到夭折、伤残、重病等意外，对家庭的影响非常巨大。很多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祖父母的生命意义全部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这样的风险对于他们特别是年岁较大不能再生育的父母，将是毁灭性地打击。据专家推算和不完全统计，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有40万—50万人，平均每天我国有40至5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国已有近100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伤残、重病等伤害更多。这些意外事故包括疾病、车祸、火灾、水害、自杀等，所有这些横祸都潜伏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可能降临。这些问题对所有独生子女家庭都是客观存在的生存风险，问题还在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安全问题（来自交通、犯罪、环境等方面）并未见减少。现实生活中，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案例时刻在拷问我们的灵魂和良知。其次是成材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集、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科学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材问题的困扰。希望和压力并在，孤独和脆弱同行。独生和优生、优育、优教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联动机制。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材，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为大问题：老无所靠反成其累。还有一旦独生子女父母重病或者死亡或者离婚，那么对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将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所有家庭可能遭遇的问题独生子女家庭也一样可能遭遇，而且由于缺少兄弟姊妹的相互支持，问题会更严重。三是养老风险，一旦独生子女离开父母去外地发展出现两地分居的情形，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的支持上必然出现缺损的问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更为巨大：农村大部分人都缺少社会保障，养老的重担都担负在独生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力不足必然引起极大的社会问题。四是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风险。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适当的人力资源的支持。过低的年轻人口比例，是难以支撑一个社会建康向上发展的。当国家受到安全威胁时，战争的选择有时在所难免，战争就意味着牺牲，可是独生子女是难以承担这种牺牲的，因为他们一个人的牺牲常常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二、人口老龄化危机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龄化。不论按60岁标准还是按65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已在1999年10月进入老龄化社会。以1.3的生育率对未来进行推算，到2040年假设中国人均寿命是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国到时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35%，65岁以上人口超过28%，而2020年时60岁以上人口为19%，65岁以上人口13%。按1.8总和生育率计算，2040年60岁以上人口在31%、65岁以上人口在25%左右。大家知道，目前日本是个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截至2002年9月，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362万人，比上年增加7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超过老年人口比例占18.2%的意大利，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低迷，与日本老年化率不断增高相关联。从人口老龄化的直接表现来看，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口生育率下降，使少年儿童的人口数量和比重减少，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相对增加。即使老年人口数量没有增加，而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从而促进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后，老年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都会改变人口的年龄构成，但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更大。死亡率的降低会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的数量增加，但要影响到人口老龄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出生率的降低将立即减少少儿人口，提高老年人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对社会提出一些相应的要求，从而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的老年赡养系数上升，而老年赡养系数的上升则意味着社会负担的加重。社会扶养比的上升，严重挑战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需要国家稳妥地解决好社会保障体制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老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退出了生产领域，不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消费活动并没有停止，同时他们还需要医疗和护理消费，即经济消费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一般来说还有所增加。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负担的急剧增加，具体主要表现在退休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用、护理保健费用、社会福利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的快速增长。社会保障是年轻一代人供养老一代人，老年人越来越多和年轻人越来越少，意味着社会保障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上面的预测，到2040年中国每三个人中大约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届时每两个人就要养活一个老人，而这两个人中还有没有工作的儿童和学生，所以实际劳动人口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则更重。如果提高退休年龄，看似能够缓解劳动力不足，但是这是以老化劳动力结构、降低生产率为代价的。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极大地影响养老金、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并动摇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对未来社会保障体系的无信心，竟使日本首相都不愿意交纳社会养老保险。中国的老龄化实际上是“未富先老”的状态，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系统，城镇保障目前也只能现收现支，从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甚至很多地区还一直“收不抵支”。这样的保障还只是社会扶养比很低时候的情况。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郑斯林部长曾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这个资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这也就意味着若干年后，很大一批人将面临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困境。我国目前60岁以上人口有1.4亿左右，到2003年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退职人员数仅仅有3860.2万人，202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5亿左右，能有多少人能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呢？其次，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年龄结构及劳动力供应产生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将逐渐趋于老化。这种变化会对生产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老化以后，劳动力中青年劳动力比重低，中老年劳动力比重高，而人到中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衰退，眼花手拙，动手能力下降，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受新事物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不如年轻劳动者，工作效率也会有所降低，因而劳动力老化以后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是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新兴的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和行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老化的劳动力对职业变动的适应能力较差，较难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待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势必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日本经济之所以在战后较短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充足、优质、廉价的劳动力。 1990年以后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不能不说是日本社会老化的一个结果。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收取“人口红利”时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这个时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该趋势至今已持续20多年，已近尾声。 “红利期”过后即将转入“人口负债期”。从2003年起，中国南方部分省市开始从“民工潮”突然转向“民工荒”，到2005年，“民工荒”已经扩展到东部、中部和西部。真正的原因就是人口结构恶化，年轻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造成的。中国现在劳动力人口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失业下岗还是目前中国社会主要问题。但是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短缺将是以后中国主要矛盾。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推迟退休年龄，将60岁逐步推迟到65岁。有人提出在终身雇佣制已经改变的今天，这种延长就业时间的措施看起来似乎是日本式经营的卷土重来。但是，无论体力还是脑力劳动，年轻劳动力均优胜于老年劳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如此。劳动力“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阻碍作用。因此，接受外国劳务输入、留住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他们改善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但是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他们有能力也有吸引力输入国外劳动力以解决国内老龄化的危机，而我国“未富先老”，这种方法是很难有成效的。从另一方面看，人口老龄化还将对社会就业和再就业产生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数量都有较大的增长。由于人们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老年人口的生存期日益延长。因而，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口都还具有较强的劳动能力，也有参加劳动的愿望。但是，大量老年人口参与就业和再就业的竞争，必然会增加社会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 90年代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因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直线攀升，1998年4月达4%，同年12月第一次超过美国的失业率达4.5%，2001年7月超过5%，以后数月日益恶化，同年2月为5.5%。 2002年11月29日总务省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10月份的完全失业人数为362万人，比上年同月增加10万人，连续19个月增加，完全失业率为5.5%。日本政府估计，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对于中国老龄化继续发展，也会引起失业率增加，这可是前车之鉴。再次，人口老龄化对教育领域、产业结构、消费领域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少年儿童的比重和数量不断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和数量迅速增加。这种年龄构成和人口数量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数量构成遭到破坏，形成新的人口年龄结构。社会的这种人口构成状况，必然要求有新的文化教育结构与其相适应，因而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原来形成的文化教育结构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大的青少年儿童教育规模及能力与日益减少的青少年儿童教育需求及数量的矛盾，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及其接受教育的需求与现有老年教育设施的矛盾。中国在1997年小学生在校人数达到最多的近1.4亿，但是到2004年在校生仅有1.12亿，减少约3700万人，减少小学学校25万所左右。新生人口的快速减少，必然造成对相应的医疗、抚育、教育等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这也是造成目前中国劳动力过剩的原因之一。人口的减少，既意味着生产人口的减少，也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减少。因此，即便可以通过机器人等科技手段以及延长工作时间、推迟退休和再就业等办法发挥人的“潜能”和“余热”来抵消因生产者减少带来的损失，可以用少量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这也难以保证经济的发展。青少年是人口中消费最活跃、最前卫的人群，由于生育率低下，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老年化程度提高，推动技术发展的前卫消费不足，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延迟作用。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主要是由最具活力的青年来完成的，社会的老龄化必然会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活力。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过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他们不是过得挺好吗？所以人口老龄化是正常现象，并不可怕。但实际上，中国的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三点不同：第一，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有能力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仅100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大不相同。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第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是逐渐形成的，社会压力也是逐渐出现的；中国的老龄化是短时期形成的，中国只用了20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第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是缓慢下降的，最低时也接近二胎，即每对夫妇平均差不多有两个子女，而中国实行的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将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与老龄化相关的各方面问题也会因此而严重得多。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虽然近期不会出现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是指在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偏高。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劳动力优势的丧失，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减少，将使得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变得难以为继；其次，老龄人口增多必将动用更多的储蓄，导致储蓄水平下降，投资减少，单纯消费增加，从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后，社会保障负担加重，政府财政压力增大，在职人员税收负担增加。按照中国现在的养老金制度，实际上是由正在工作的人拿出钱来养退休的人，没有积累，总是工作的人养老人。支撑这种养老保障体系需要以相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为条件。虽然目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仍然较大，但社会的养老负担已经开始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年轻人口比例正在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则不断上升。现在中国领养老金的人只有4000万左右，以当前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3亿、4亿，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这种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有人说现在趁年轻时多存点钱，老了就不怕了。但实际上，现在存的钱不过是一纸契约，今后将它换成养老，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如果他有能力存很多钱，以后也许可以对付，但就整个社会来说，老一代要靠下一代养活，一旦下一代人口太少，老一代存的钱就会贬值，甚至成为废纸。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人手中都有很多钱，但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工作的社会，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总之，人口严重老龄化的社会是很糟糕的社会，而中国向这种社会发展的进程已不可逆转。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如何减轻其恶果，

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它具有促进生产力提高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可望在全球经济密切交往中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可望科技成果在全球快速传播；可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后发优势”的宝贵机遇；可望更好地解决环境、资源、人口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弊端。其一，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缺点也被全球化了。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利用经济全球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由此，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位置，南北差距加大了。其三，局部危机极易引起全球化的动荡甚至危机。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给每个国家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另一方面，由于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激化。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①国际贸易的加快发展，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②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的发展，使我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走出去”，参与跨国投资，利用海外资源。 ③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国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和升级。 ④可以利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还意味着挑战和风险，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①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②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国际竞争，既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商进来，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经济舞台，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开放型经济。 ③以提高效益为中心，优化进出口结构，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强其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 ④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 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在更广阔领域和更深层次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坚持“引进来”的政策，还要采取“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要发展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产业。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劳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压力大，这就需要重点发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和共同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既有矛盾斗争，又要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警惕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又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科技文化交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科学的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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