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惨败俯视欧洲极左翼群体马克龙法国政坛面前要素是什么

北京时期7月1日2时，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完结。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在首轮投票中，由玛丽娜·勒庞指导的极左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33%选票，得票率上游；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取得28.5%选票，排名第二；执政党振兴党及属于马克龙营垒的两边派联盟“在一同”仅取得22%选票，位居第三。

第一轮选举计票结果一出，多家外媒报道称这是马克龙执政7年来教训的“最惨痛失败”。

关于马克龙在第一轮选举中的失败，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欧洲疑问钻研核心主任丁纯在接受《每日经济资讯》记者采访时称，这面前有政治、经济和政党方面的要素，包含过于急实际施革新引发不满，世界形势造成通胀和移民疑问等。

法国的此次选举进一步凸显出局部欧盟国度“向右转”的严重转变。与法国相似，在极左翼政党的压力下，英国也将于7月4日提早举办大选。德国的极左翼政党选用党也在“摩拳擦掌”，瞄向执政。

对此，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忻华对记者示意，极左翼未来假设下台，可以预期欧洲针对域本国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包全主义的政策会进一步增强，经贸摩擦会增多。在处置俄乌疑问上，欧洲也会更多与美国“策略合流”。

极左翼首轮获胜

马克龙失利有三大要素

据央视资讯，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外地时期6月30日晚完结。进口民调显示，极左翼政党国民联盟以33%的得票率领跑。执政党振兴党及属于马克龙营垒的两边派联盟“在一同”仅取得22%选票。

法国媒体称，本轮投票率在65.5%到69.7%之间，为1988年以来最高。只管距离第二轮投票还有一周的时期，目前推测新一届国民议会组成为时兴早，但执政联盟失去相对少数席位几成定局。

马克龙原宿愿经过新的议会选举，从新洗牌，试图使执政党在议会中无时机取得相对少数位置。言论以为，马克龙提早举办国会议会选举的这场“政治豪赌”极有或者失败。

就此，丁纯对《每日经济资讯》记者剖析称，这关键有三方面的要素：

在政治上，马克龙努力于欧洲一体化、法国崛起，过于急切对法国经济社会实施革新，包含提早退休年龄、开征燃油税等措施，在社会各界惹起了剧烈的不满，动了某些利益团体的蛋糕。

在经济上，马克龙执政时期，世界形势风波突变，新冠疫情、俄乌抵触等带来了动力多少钱下跌、难民涌入、通货收缩等疑问，进一步加剧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心情，被极左翼政党国民联盟所应用。

在政党上，马克龙的执政团队和他自己的执政理念属于两边派，标榜不左不右，以适用主义来推进政策实施。但这形成了其基本盘不够稳如泰山，不像本次票选中得票率高的极右和极左政党，有剧烈的允许者。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称，勒庞的国民联盟从未在立法选举中取得如此多的选票，也从未有如此多的国民联盟成员进入国民议会。相比之下，在2022年的选举中，勒庞派别第一轮得票率仅为18.68%，远远低于允许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边派联盟25.75%的得票率，也低于左翼联盟25%的得票率。

丁纯指出，“勒庞所代表的极左翼主张在外交上强调民生，保障并提高国民的购置力；外交上‘少管他人’，严厉管理移民和难民，以及对外声援；经济上包全本国工业，实施贸易包全主义政策。”

法国议会第一轮选举计票结果出炉后，法国股市的反响十分踊跃，并带动整个欧洲股市走出上扬行情。7月1日今日早盘，法国CAC40指数涨2.66%，这是近两年来法国CAC40指数最大单日涨幅，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1.70%，德国DAX指数涨1.03%，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57%，但收盘时均有所回落，小幅下跌。此外，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大涨4个基点至3.33%，为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面对当下的情势，马克龙在首轮投票结果出炉后呐喊允许者在第二轮投票中举办“宽泛集结”，推戴极左翼政党国民联盟。法新社称，法国总理阿塔尔很或者在第二轮投票后自愿辞职，他正告说，极左翼如今曾经站在了“权利之门”前。左翼联盟的关键人物拉斐尔·格鲁克斯曼则强调，“咱们有七天的时期让法国免于劫难。”

欧洲极左翼群体“俯视”？

实践上，极左翼权利的崛起不只仅是法国的现象，整个欧洲大陆也出现出这一趋向。

《每日经济资讯》记者留意到，在6月初举办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除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在的中左翼的欧洲人民党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团外，另外两大赢家皆为极左翼政党，表现出欧盟许多国度产生“向右转”的严重转变。

外地时期7月4日，英国也将举办大选。与法国相似，这也是一场提早举办的大选，雷同被视为是英国首相苏纳克的“政治豪赌”。之所以提早大选也是由于来自极左翼政党的压力。据悉，英国自1945年之后，从未在7月举办大选。

依据英国民调机构YouGov往年6月启动的最新考查，英国执政党激进党的允许率继续低迷，面临败选危险。苏纳克指导的激进党不只以近20个百分点的差距落后斯塔默指导的工党，甚至允许率低于法拉奇指导的民粹主义左翼政党“革新党”（Reform UK）。

斯塔默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正告称，假设政府不可处置英国政治中的绝望心情，或者会造成极左翼权利的崛起，正如在法国和其余欧洲国度所看到的那样。

据新华社报道，过去几年间，英国高企的生存老本、接踵而至的罢工、超长医疗等待时期等，都在始终透支民众对政府的信赖。人们普遍以为，即使工党下台，也不太或者对百姓真正关心的疑问拿出有效处置打算。

英国天空资讯报道称，无论是激进党还是工党，竞选只是一场精英政治游戏，很难真正处置民众诉求。报道以为，假设说工党受益于群众对激进党普遍的不信赖心情，工党的“好日子”或者也不会太久，由于民众对其不满或者很快来临。

综合多份民调汇总数据，本次大选中激进党和工党两党的总得票率估量将从三年前的约80%下滑至略高于60%，而革新党将正式“走向台前”，估量将赢得议会少数席位。同时据外媒报道，法拉奇在接受采访时也将矛头直指苏纳克的激进党，“我的指标是取代激进党成为‘真正的推戴党’。”

除英法的极左翼权利外，德国的极左翼政党也在“摩拳擦掌”。

“咱们想要执政”，德国极左翼政党选用党现任联结主席克鲁帕拉在6月底示意。该党目前在德国三个州的民心处于无利位置，据他引见，选用党目前领有46881名成员，比2023年年终参与17723名成员。值得留意的是，该党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得票率已上游于德国现任总理朔尔茨执政联盟中的三个执政党。

欧洲大国的极左翼仿佛已在群体“俯视”，愈演愈烈的极左翼偏差将会对整个欧洲带来什么影响？

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忻华向记者示意，欧洲各国极左翼的政治主张关键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主，主张以剧烈的模式推戴世界化时代所构成的经济和贸易自在化政策，推戴欧洲地域一体化，推戴开明移民，主张纯正事实主义的外交。

“极左翼下台后，可以预期欧洲针对域本国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包全主义的政策会进一步增强，经贸摩擦会增多。在处置俄乌疑问上，欧洲也会更多与美国‘策略合流’。”忻华指出。

美国政治资讯网址Politico也预测称，极左翼在欧洲各国“告捷”，造成欧洲政策的转向成为大略率事情，或者会产生一波“欧洲优先”的浪潮。假设在往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入选新一任美国总统，大洋两岸的政治“右转”，必将引发愈加猛烈的国际政治变动。

记者|郑雨航编辑|兰素英孙志成盖源源

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是什么意思

在英语的世界当中，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一般是指中世纪时期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有时候一些现在不流行的某下小众用法仍会闯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例如常见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它一度被用来描述特定类型的美国东海岸精英群体——但并不算特别常用。现在说英语的人，基本不会再把自己描述成盎格鲁-撒克逊人。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代多元文化社会来说，这样的称呼过于老态龙钟，并且也特别令人尴尬。

然而在法国，情况略有不同。同样的词语通常被用作形容词来使用，并且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级的日常语言当中。法国人简单地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就把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一并包含在内。他们十分喜欢就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modeleanglo-saxon)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这个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说法，涵括了英语世界中的文化、社会、经济、政策等等各方面。法国人还爱好机械地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unecultureanglo-saxonne)与针对它的不计其数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s)并列在一起来加以比较。哪怕是法国的政治家和媒体评论人，也一向是肆无忌惮地使用诸如模式、道路或是理念这样的词来修饰盎格鲁-撒克逊——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自信心十足，从来不担心法国听众没法理解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所要表达的各种意义。

上述这些现象对一个敏锐的人而言可能会不太舒服。首先，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说法，包含有一些不太靠谱的种族和族群方面的暗示——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在19世纪和20世纪其实构成了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的一部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法语里的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涵括了太多迥然不同的文化形态，而这些文化之间却未必认为彼此是相容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多年以来就一直不认为他们同处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圈子，而英联邦在1960-1970年代的逐步解体，也凸显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与其不列颠祖国的特殊勾连。将目光放回21世纪就更是如此了，在法语里，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看起来并不适用于描述它原本希望去描述的那些人民和地域。

然而法国人对这个词的使用，在最近几十年里却经历了一场爆炸式的增长。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无论作为名词还是形容词来使用，都从来没有这么广泛过。当代历史学家们已经基于大数据对此进行了一些计算，其结果显而易见：在最宏观的层次上，我们可以使用谷歌的N-GramViewer来对这个词在1800-2008年之间的用途做一个追踪。结果表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这个词的使用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局面。此结论也受到其它一些来源的支持，包括Frantext法语语料库，以及某些归属于法国国内的顶尖出版物，并可以进行文本搜索的数据库(如《世界报》、《新观察家》和《精神》)。

当然，这些数据库没包含非书面的来源，而法国国内最经常使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的场所，是广播或电视节目。那些编辑政策上更加严格的出版物，会尽量控制对这个词的泛滥使用，而某些脱口秀主持人和评论员在听到诸如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lecapitalisme anglo-saxon)或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le mondeanglo-saxon)这样的说法时，也会尽量加以制止，但这些毕竟都是少数情况——不消多讲，一个说英语，在法国工作的外国人，在某些情况下肯定会被人说他或者她讲话听起来确实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

那么，法国人为什么这么爱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呢？为什么在英语世界基本放弃使用这个词以后，法国人还在接着用它？答案在于这个词的复杂历史。自19世纪中叶到现今这段时间，这个词在其意义上发展出了一些具有法国特色的成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盎格鲁-撒克逊一词逐渐地与法国的国族认同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简而言之：当法国人谈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把这个词当作形容词来使用时，他们想真正谈论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盎格鲁-撒克逊是所谓法国性(Frenchness)的一面镜子，它是法国的另一个自我(alter-ego)，也常常成为法国最为恐惧的敌手。

随便扫视一下上面的谷歌N-Gram图表，即可知道这个词的命运是如何与现代法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时刻相联系的。图表中的四个高峰期分别是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1900年左右、1920年代中期以及二战以后——正好与法国的崩溃与转型重合在一起。 21世纪的法国人继续使用这个词，并掀起一股小高潮的。这或许表明法国人又处在了这样的一种历史时刻上——法国人正在掂量自己应该吸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哪些成分，以及应该相应地抵制哪些成分。

话说回来，我们有必要回到19世纪中期来分析一下这个词的起源，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它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获得现今所具备的这种意涵的。在1850年左右，法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和使用，仍然没怎么超出它原先指代的中世纪早期那个含义。到了1860年代，拿破仑三世计划将法兰西帝国的版图拓展到拉丁美洲，但未获成功，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开始在法语中获得一种新的含义。例如，在1857年的法文学术期刊《拉美种族研究》(Revuedes raceslatines)中就出现了将盎格鲁-撒克逊主义(Anglo-Saxonism)与拉丁性(Latinity)这样的说法并列的情形，藉此将法国置于一个遍布全球的拉丁世界的中心，这个所谓的拉丁世界的范围从南美洲、加勒比海一直延伸到了马德里和巴黎。显然，这样建构起来的世界蓝图基本忽略了英美的国际地位，而这两个国家在接下来的年头里即将在法语的盎格鲁-撒克逊概念中取得核心位置。

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国帝国主义精英之外的群体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个词了。一个显著的标志是1877年出版的埃米尔·里特(EmileLittre)主编的《法语词典》(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francaise)，其修订版收入了这个词，这体现了它的广泛使用。在盎格鲁撒克逊一词历史上的原意(即主要与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与语言相关的那层含义)之外，里特的词典还提到：当我们谈及美国人和英国人归属的那个种族时，我们一般会统称他们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到了1870年代后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发展为了一个内涵明确的概念，具有跨国性并包含族群-种族方面的刻板印象。

这个词在1870年代后期的兴起，很难说完全是偶然事件。那时法国刚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接着又受到巴黎公社的冲击，这使得当时的法国人群起发掘自己的国魂。具有改良及自由主义倾向的精英在当时所采纳的常见策略，就是向国外寻求思想理念来帮助法国复兴。为此，英国顺理成章地成了他们的第一站。与内外交困、深陷战争泥潭的法国相比，英国是一个处处旗开得胜的帝国主义强权，其影响力遍及全球，经济力量在欧洲范围内无人能敌。

这样的英国观——说远一点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观——在19世纪末法国国内颇为活跃的公共论辩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1897年，学者埃德蒙·德莫林(EdmondDemolins)出了一本小册子《盎格鲁-撒克逊人取得霸权的根据何在？》(à quoi tient la superiorité desAnglo-Saxons？，英译为Anglo-Saxon Superiority： To What It IsDue)，诉诸一堆耸人听闻的数据、高度表面化的观察，以及种族分类学理论来论证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最适合于现代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走在追求帝国霸权的路上——说得直白一点：这本小册子的多个版本在其第一页均附有一幅世界地图，以凸显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也是因为他们在促进经济成长方面的高效。

透过糅合英美，炮制出一个在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双重驱动下扩张的强势神话

对德莫林来说，这种内在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冲动，乃是源自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独特的社会结构。其根源可追溯到历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凯尔特人的征服与统治，并且在他们严密的家庭组织中得到了体现。其结果则是造就了一个异常适应经济与社会现代性的族群团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其政治制度，而是植根于他们内在的心理和种族特性当中。这个论证大体上是在重新阐述一个长久以来饱受争议的观点，即诉诸历史本质主义(historicalessentialism)的话语，把英国说成是一片个人主义的沃土。在此之外，德莫林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学校体系也大加赞赏——虽然他只是到访过几个当时刚建立的新式私立学校而已，包括彼德莱斯中学和阿博茨霍尔姆学校(其英文名分别为Bedales与Abbotsholme，均为英国历史悠久，教育质量上乘的私立学校，迄今也有不错的名声——译者注)——认为他们的教育制度与教育理念同样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德莫林眼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体系，俨然集盎格鲁-撒克逊这个种族的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了。

德莫林的这本小册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翻印了无数次，并且接连被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和阿拉伯语。它在法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的法国精英几乎人手一本。哪怕是对于那些不同意该书结论的人而言，它至少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权给出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解释。又鉴于这本书印行的那一年正好碰上法绍达事件(FashodaIncident)——英法两国在非洲为争夺殖民地盘而公开发生对峙——但英国在谈判中很轻易就迫使法国屈服了。

在此一成功之外，德莫林的一系列论述使得一种关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新观念在法国国内逐渐成形。首先，英美两国被愈发紧密地糅合在一起，而德国则慢慢地被开除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行列。尽管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那正是德莫林写作这本书的时间段——德国的萨克森人(Saxon)与不列颠诸岛相当有缘(背景：当时英国统治者的父系祖先跟德国渊源颇深——译者注)，但书里分析德国人的时候，是专门单开一章的。事实上，该书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都在逐一列举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德国人在教育体系及公共生活方面的差别。

这种糅合英美的做法，不仅强化了人们眼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特性，同时也充分地凸显着这个群体的优越。它炮制出了一个在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双重驱动下进行扩张的强势神话。在这一方面，颇为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美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的殖民活动，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而这个点正好和德莫林出书的时间重合。 19世纪的法国人向来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他们将这个概念作为一种便利的工具，藉此来探讨法兰西民族的种种紧张与不安，这样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20世纪中，谷歌N-Gram图表上的两个最高点分别出现在1920年代和二战以后。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因为这两个点都是盎格鲁-美利坚世界在法国国内成为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的时间点。在这一时期内，一些法国作家的文学想象进一步加强了德莫林的族群-种族分类学理论，两者形成共鸣，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法国文化中的地位推到了一个制高点：有赞赏其个体所拥有的特定品质的，有褒扬其追求全球霸权的成就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看上去几乎无往不利。与此同时，由于全世界在1930-1940年代这段时间里陷入冲突状态，帝国之间竞争的现实与地缘政治战略，可谓是变本加厉地强化了这样的感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将会千秋万代，霸业永固。

法国的文学作品在推动盎格鲁-撒克逊概念成型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1870年代起，各种影响广泛的经典文学作品，几乎就没停止过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赞赏。著有《海底两万里》的儒勒·凡尔纳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多次提出古朴刚毅(hardyruggedness)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独有的美德。与此类似，小说家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和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Bernanos)则将盎格鲁-撒克逊人描绘为一个极度自律、诚实且言谈直率的群体。这种印象与一个具备帝国主义者气质的人相当契合：在征途中，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怪病，要想办法适应复杂的天气和意料之外的挑战。 20世纪的头十年是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法国精英想要找到使英国人得以在这个扩张游戏中胜出的根本原因。这种倾向又助长了以下的想象，即教养(upbringing)与教育的结合——当时的法国人还得不到这两样东西——乃是其中的奥秘所在。

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凭一己之力瓜分全球的企图昭然若揭。

当法国认识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内在的危险性时，他们想要仿效的欲望更加强烈了。在一战后的那些年头里，右翼政治思想家查理·莫拉斯(CharlesMaurras)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全世界并将拉丁民族甩在身后的可能性深感忧虑。这种对于文明衰退和消逝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法国天主教的推波助澜。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确在帝国主义争战中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保守派人士圈子里，盎格鲁-撒克逊人——特别是美国——代表着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与过度竞争的资本主义。两次大战间法国社会纽带的撕裂状态，令天主教思想家惴惴不安，这种情绪在大萧条时期达到了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顺理成章地沦为了提出上述批评时的便利靶子。强调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律、个人主义与职业伦理，同时便是在告诫法国人，提醒他们在吸取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时也要警惕其危害。

二战结束后，法国人再一次频繁地谈及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次小高潮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解释的。随着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英国也开始倾全国之力来对抗法西斯主义。在1940年法国战败的屈辱局面下，盎格鲁-撒克逊人看起来又一次走在了法国人的前头。诺曼底登陆的符号性意义——盟军正是从法国北部开始对西线的全面反攻的——以及戴高乐没能参加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这一事实，都不过是证实了法国人长期以来的确信：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想要和苏联合谋吃独食，径自瓜分掉这个世界。就此而言，1940年代中后期法国国内大量的论文与散文，都聚焦于新时期下的盎格鲁-撒克逊威胁论，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在谷歌的数据库中体现为非常显眼的一个高峰。与1860年代及1890年代后期类似，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的运用，再度与全球冲突交织在一起。

那么，又如何解释近来这个增长趋势呢？自法兰西帝国于1950至60年代渐次解体以来，法国就没再参与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了，也没跟英美军队交过手。进而，法国人所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这一概念之下隐藏的种族主义意味，也愈发声名狼藉。一直以来，这个说法作形容词使用的最常见场合是短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larace anglo-saxonne)，但1970年代以后，此类用法逐渐成为禁忌。如今，我们在谈到诸如英国人法国人这样的国族群体(nationalgroups)，或诸如欧洲人南亚人这样的地区性实体时，仍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一旦当我们像1910年代的莫拉斯那样谈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斯拉夫人或是黄种人时，我们便多少会留个心眼了。

为什么法国人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承载着争议性内涵的词？答案在于这个词本身的内涵也是在变迁的。 1970年代以来，其种族方面的内涵已经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上的意义。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二来在围绕多元文化而展开的争论当中显示出重要性。当然，它的内涵显然也是处于争议当中的。在某些时候它仍能唤起人们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一词的更为古老的、半军事化的内涵的想象，比如戴高乐在1960年代就曾经用它来描述盎格鲁-美利坚在核能及核武器方面的合作，当今的欧洲人在磋商时也会使用这个词来描述英国对欧盟的强硬态度。总体来看，这个概念如今主要还是在一种相当宽泛的意义上，用于表述法国和英语世界之间的各种不同点。

盎格鲁-撒克逊一词与晚期资本主义的联系，则主要可以追溯到许多法文出版物那里。 1990年代初期以来，记者和编辑们逐渐开始将作形容词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与资本主义(capitalisme)及市场(marche)这两个词连起来用。以1978年为界，检索持有左翼立场的月刊《世界外交论衡》(LeMondediplomatique)，可以发现如下的字样：统治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货币主义短视倾向(1981年)；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全球霸权的努力(1982年)；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资本家模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首选(1992年)。与这类提法相伴随的还有对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频繁提及，它通常被视为是法国秉持的社会模式(socialmodel)的对立面。到1990年代后期，这种提法逐渐具有了警告的意味：论者常常提示要警惕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或是谈到某种具有掠夺性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这一点在1995年法国爆发的公共事业罢工潮中提及得尤为频繁。一些文章也曾严厉批评法国政府的某些决策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同流合污……其可怕后果如今已大白于天下(1997年)。

法国对待其少数族群的态度被用来与一种腐蚀性的盎格鲁-撒克逊多元文化主义作对比

突出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的，不只有那些左派办的杂志。 2005年法国曾举行全民公投，否决了欧盟新宪法，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因此又在公共辩论中热络起来。在公投之前，亲近戴高乐主义的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向选民作出保证，称一个自由放任的方案，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让欧洲被极端自由主义者牵着鼻子走的方案，那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大西洋主义者的取向……我们法国人不吃这一套。公投结束后不久，《世界报》就在头版头条发表评论，将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恐惧置于选举的核心。如同评论所言：这次我们投出的反对一票究其本质而言……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拒斥来解释。在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盎格鲁-撒克逊一词远不只是个修辞手法，它已成为了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在支持或者反对盎格鲁-撒克逊道路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实际上就等于在各种紧迫的、围绕经济发展而展开的伦理争论中确认自己的立场。

另一个经常使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的场合，是有关多元文化的讨论。 1980年代以来，法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开始对国内的少数族群推行更加强硬的融合与同化政策。这意味着复兴法国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对法国的世俗主义倾向作出更强势的诠释，尤其是在与法国穆斯林社群的关系上。这种做法并非万全之策。少数族群对这一鼓励他们更彻底融合进法国社会的新举措，大多表示出相当程度的焦虑与不满，而法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铁腕手段——如对于伊斯兰头巾的禁令——也招致不少外界观察家的批评。

所谓的法国融合模式与灵活的英美多元文化主义的冲突所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在新近的相关争论中又变成了舆论的宠儿。与之前将法国社会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思路类似，现在法国人又把自己对少数族群的态度，跟一种腐蚀性的盎格鲁-撒克逊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对立了起来。后者据称鼓吹个人主义，对社群之间的争斗坐视不管，导致公民撤退回自己的族群或种族认同中。在整个1990年代到200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与政客们异口同声地对社会及文化差异管控上日益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大加挞伐，并屡屡强调法国的融合模式才是抵抗这一趋势的不二法门。这种做法与二十世纪初法国知识分子的担忧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们也认为：法国的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面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而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则担心蔓延无度的盎格鲁-撒克逊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撕裂他们的社会。

法国人对盎格鲁-撒克逊这个词的使用未见减少。谷歌的N-Gram图表结束于2008年，在其结尾处呈现出触底反弹的趋势，那正是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年。自那时以来，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责难。与此同时，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欧洲的活动也迫使人们将融合、移民与安全问题放到议程的优先位置。在最近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FrontNational)声称2016年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觉醒的一年——这是指特朗普的当选和英国退欧——而伊曼努尔·马克龙在法国媒体的眼中则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代言人(其当选是福是祸，则取决于评论家本人的政治态度)。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当中，眼下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英国和美国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有非常大的差异，但这不要紧，更别提其它一些国家也经常被扣上盎格鲁-撒克逊这个帽子了。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与法国的模式之争，甚少能真正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但这也无所谓。重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概念在法国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一面镜子，是一种回音，也是一个象征。

研究民族主义的学生和学者对此应当是很熟悉的。文化刻板印象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其潜力常被低估——我们透过它来建构自己周围的世界。当英国人随口谈起大陆或美国人论及欧洲的时候，他们跟使用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国人其实差不多。有时，英语国家的人也会愚蠢地使用诸如盎格鲁-美利坚或是大西洋的(Atlantic)这类词来谈论某种观念或思维方式，落入法国人曾经掉进过的那些陷阱。

话说回来，假如英国人和美国人仍打算继续经营那个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神话，他们也不会做得像法国人那么狂热。今天的法国知识分子、时事评论员、中层管理人员、学者以及工人们使用这些词汇的方式，跟19世纪后期的同胞们并无二致。时光在流逝，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词在起源上的种族主义色彩，不过这没法改变盎格鲁-撒克逊一词在法国社会中始终阴魂不散的局面。

马克龙当选法国新总统，将会如何影响欧洲政治风向

在欧洲政坛，相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选出马克龙这样的一位总统，之所以如此评价，不只是因为其荣膺法国有史以来最年轻总统的殊荣，主要还是被其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所折服，从其在金融领域的成功经历来看，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是马克龙最大的特点，但其独立参选人的身份，也使得所面临压力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毕竟落选的竞争对手勒庞是民粹主义的忠实拥趸，会在未来的执政道路上不断施压而影响马克龙的执政理念。法国目前的撕裂状态并不是个案，而是对整个欧洲政坛的直观体现，马克龙在没有理顺国内关系以前，对欧洲政治是很难产生影响力的，尤其是面对左翼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左右夹击，如何突出重围才实对其最大的考验。

对欧洲政坛来说，勒庞的参选并进入第二轮对决才是他们最担心的，毕竟勒庞所代表的是极右翼势力，因为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两件极具争议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欧洲政坛已经经不起再次出现一位追崇民粹主义的总统，而马克龙的胜出，则从根源上阻止了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所以说马克龙能够成功当选法国总统，已经是对欧洲政治风向的影响。当然了，要想在欧洲政坛产生影响，马克龙依然是任重而道远，首要任务就是捋顺法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毕竟法国民众选择马克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改变目前的国内局面，而这种求变的迫切性已经超越了对未知的恐惧，这在以前的总统大选中是几乎不会出现的，而马克龙的执政能否达到选民的预期，也直接影响到其在欧洲政坛所产生的影响力。

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和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所表述出来的观点，如果这些观点能够在其执政过程中一一实现，会给法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带来强劲动力，毕竟目前的法国经济在发展前景上缺乏明确的方向，很显然，法国经济步入正轨以后，必然会在欧洲经济的稳健发展带来强劲动力，甚至在全球化进程中也能够发挥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也是马克龙能够对欧洲政坛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西索欧洲评论｜传统左右大党的最后一搏，法国会选出女总统吗

【编者按】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13篇。法国传统的左右两大党——社会党和共和党都确定了明年参加总统大选的候选人，而且都是女性。近年来势力日益衰微的传统左右大党能否靠两位女将重振旗鼓？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目前，传统左右两大政党——社会党与共和党已经确定了各自的总统候选人，而且都是女性。法国传统左右两派政党曾在法国轮流执政长达将近60年。但是冷战结束以后，以阶级/阶层为依托的政党凝聚力逐渐下降，法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受到了经济危机、移民问题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的持续冲击，民粹主义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左派的社会党和右派的共和党也逐渐丧失了传统的影响力。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这两个政党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之前就已经出局，法国左右政党交替执政的政治格局随之宣告终结。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产生了自称中间派的总统马克龙。 “非左非右”的开放型政府虽然吸纳了来自左右两派的精英，但也加剧了本就分歧严重的传统左右党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随着马克龙组建的自称“超越左右政治分野”的“共和国前进”运动显现出后劲不足的迹象，其竞选时做出的承诺仍有超过半数未能兑现，显然新党的出现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法国国内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因素都给即将到来的2022年总统选举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虽然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但是法国政坛依旧为分裂的格局所主导，表现出空前的“碎片化”。目前看来，明年的选举可能也是传统左右两大党复兴的最后机会，两大党也都推出女性候选人做最后一搏。那么，明年法国会不会选出史上首位女总统呢？社会党难以进入选举第二轮社会党至今仍然没有从2017年的选举溃败中恢复过来。近期多种民调都显示，2022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或与左派无缘。不过，左派人士依然没有放弃左派候选人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的梦想。阿娜_伊达尔戈法国社会党此次推举阿娜_伊达尔戈作为候选人。这位女候选人现年62岁，2014年当选巴黎市长——这也是巴黎市首次由女性执政，并在2020年获得连任。伊达尔戈于10月在鲁昂正式宣布参选，在近日获得了社会党内的支持。从其获得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资格来看，社会党内部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在经历了上一次大选惨败之后，社会党在党内没有强势政治人物的情况下，出于避免党内继续分裂的考虑，没有进行党内辩论和党内初选，直接确定支持伊达尔戈作为总统候选人，也是希望能够团结党内力量，尽早吸引地方选民。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现象依然存在，曾在奥朗德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的社会党人阿尔诺_蒙特布也宣布以独立身份参加总统大选。社会党推选伊达尔戈，无疑是看中她与前总统雅克_希拉克相似的履历。希拉克曾经担任17年巴黎市长，并于1995年当选法国总统。伊达尔戈认为她对法国首都的治理经验能够超过很多竞争者。但是，巴黎市长的背景在给她带来声望和地位同时，也会成为她的弱点：在一个民众对于城市精英怀有普遍敌意的时代，外省人对于首都巴黎的傲慢印象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她在担任巴黎市长期间采取了强有力的气候措施，用以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如延长自行车道、将汽车挤出首都、将巴黎转变为绿色的“15分钟城市”即居民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很短的步行路程内找到。这些强硬的环保政策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这些措施完全是精英主义的，进一步证明巴黎正在成为富人的城市。不过，伊达尔戈的个人经历倒也是一张有力的竞选牌：她是属于工人阶层的西班牙移民后代，凭借个人奋斗成长为巴黎市长。她选择了在西北部鲁昂市的造船厂而不是巴黎豪华的市政厅宣布参选，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在里昂工人住宅区的成长经历，并“希望法国的所有孩子都能拥有和我一样的机会”。社会党认为，上次选举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前总统、社会党人奥朗德的执政让法国民众感到失望，而且马克龙的“单飞”也带走了相当一部分社会党的支持者。他们希望，伊达尔戈担任巴黎市长多年来的声望与政治人脉可以集聚支持度，避免出现2017年前教育部长阿蒙作为候选人所导致的不温不火的局面。然而，法国社会目前整体政治气氛向右倾斜，左派政党即使联合起来也不占优势。此次选举中左派政党仍然难言团结，三个极左翼的政党“新反资本主义”、工人斗争党和“不屈法国”也都推出了各自的总统候选人。目前民调显示，伊达尔戈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在明年4月的第一轮总统投票中或将只能获得7%到9%的选票，几乎没有参与第二轮竞争的可能。瓦莱丽·佩克雷斯佩克雷斯成为马克龙的严肃挑战者在12月1至4日的全国党代会上，传统的右派政党共和党经过投票确认由瓦莱丽·佩克雷斯成为“戴高乐、蓬皮杜、希拉克和萨科齐的政党选出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现年54岁，巴黎政治学院宪法学教授出身，曾担任前总统希拉克的顾问，2002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2007年获得连任。在萨科齐任总统期间，她在菲永内阁内先后出任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部长以及政府发言人等职位。共和党党内初选经历了四场电视辩论，竞争比较激烈，最终的结果与民调并不完全相同。在此前的民调中，贝尔特朗拥有最高的呼声，700多名年轻共和党人呼吁投票给贝尔特朗。根据他们的看法，贝尔特朗是唯一能够击败极右翼并与马克龙在第二轮选举中竞争、阻止传统右派消亡的人。但是贝尔特朗未能晋级党内第二轮选举。此后，其余三名落选的候选人表示支持佩克雷斯，后者在第二轮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赢得了共和党党内候选人的头衔。党内选举结果也与右派面临向极右派妥协的指责有关。佩克雷斯和贝尔特朗这两位右派重量级人物分别曾于2019年和2017年退党，此次为了参加总统初选而重返共和党。右派内部十分不稳定，在濒临党内初选关头，党内争吵和分歧反而加剧。法国东南部相对经济繁荣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区长雷诺·穆塞利尔11月24日宣布退党，他谴责国民议会议员、与佩克雷斯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乔蒂让共和党滑向极右派，称乔蒂为“极右派的假鼻子”。此次候选人选举中，三位首轮落选者转而支持佩克雷斯也是出于传统右派沦为极右派的担心。佩克雷斯的优势在于，她目前在共和党内获得了绝对的支持。她拥有2017年党内候选人菲永、共和党主席克里斯蒂安·雅库布的支持，贝尔特朗也表达了对佩克雷斯的支持，而贝尔特朗身后是在右派阵营极具影响力的前总统萨科齐。贝尔特朗本人曾任职法国劳动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对于解决**带来的问题非常有经验。而共和党的基层势力远比勒庞的“国民联盟”或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雄厚。在2020年法国市镇选举和参议院改选中，共和党保住了基本盘，守住了一半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并仍然占据着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在2021年的大区选举中，共和党人也获得了法国17个大区中5个大区议会主席的席位，其基层实力依然不可小觑。共和党确定候选人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右派选民，有可能使摇摆不定的选民回归，吸引了更多选民有意愿参与投票。根据ELABE最新民调，右派确定候选人之后，佩克雷斯的支持率大幅上涨，已经仅次于马克龙，并且有望在第二轮选举中超越马克龙。佩克雷斯在电视演讲中对马克龙执政表现提出了批评，包括在“黄背心”运动之后声势浩大的全民公投并没有得到反馈，改革政策沿袭传统右派的改革政策，但是受制于党内的左派，以至于改革不彻底、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等。这些批评对马克龙非常具有威胁性。作为传统右派，她也部分吸收了反移民等部分极右派观点，不排除能抢夺马克龙和极右派部分选票的可能。佩克雷斯的劣势也是明显的：萨科齐和菲永的丑闻对于右派的打击依然存在，民众中由此对于共和党的负面看法依然没有消失。但是，这两位共和党显要人物却又能够在选举中给予她最大支持。从民调数据来看，佩克雷斯潜在选民中仅有一半确定将选票投给她，其余仍旧摇摆不定。从总的情况来看，近几届总统选举以及近年来市政、大区选举的投票率都不高，民众对于当前政党和政治的失望情绪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如何重新塑造其个人以及共和党的形象，如何说服摇摆选民，如何动员更多选民参与选举，将成为接下来佩克雷斯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也许，佩克雷斯的最大优势是竞争对手的弱点。从民调数据看，每次**转重，马克龙的支持率就下降。当前第五波**叠加节假日来临，马克龙能否逆转尚未可知；而在民众看来，极右派的勒庞则面临有“法国特朗普”之称的泽穆尔带来的冲击。达成共识的共和党全力支持佩克雷斯，是否有机会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答案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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