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新任防长在成功指标之前不会在黎巴嫩开战 (以色列新任防疫政策)

外地期间12日，以色列新任国防部长卡茨示意，在指标成功之前，以色列不会在黎巴嫩开战，也不会给黎真主党喘息的时机。

卡茨称，以色列将确保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才干，让以色列北部居民安保前往家园。（总台记者张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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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为何和巴勒斯坦、黎巴嫩冲突不断？

以巴冲突两千年的由来与美国受到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攻击，使阿拉伯回教极端势力与美国结怨的以巴冲突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很多人不明白美国为何要“偏袒”以色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又由何而来？说来话长，这要由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也称锡安山运动Zionism：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相传古犹太国王大卫在锡安山建犹太教圣殿，现遗址只有一段哭墙。锡安山被犹太人视为圣山，因此成为犹太人复国的象征。）说起。犹太人被迫害了一千多年犹太民族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民族，大概也是人类历史上命运最悲惨的一个民族。世人知道二战时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但很少人知道在此之前犹太人已被迫害了一千多年，对他们的屠杀已不知有多少次。复国是他们在绝望中最后的自救之道。犹太人是在公元2世纪被罗马帝国大屠杀150万人亡国后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开始流散在欧洲各国。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是同源宗教，三教都崇拜同一个上帝。但自中世纪开始，在漫长的一千多年间，犹太人被欧洲基督教社会视为异教徒和杀基督者而遭到歧视、隔离，一波又一波的反犹浪潮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当时的犹太人等同贱民，被视为“道德上的麻疯病患者”，不得与基督教徒混杂，被强迫集中在犹太人贫民区“隔都”（ghetto）实行圈禁，有的国家甚至规定犹太人外出必须配戴醒目的黄色标章加以羞辱和隔离。法国大革命首次解放犹太人犹太人第一次解放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基于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法国犹太人首次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然后拿破仑大军打破了西欧各国的犹太隔都，解放了犹太人。但法国革命后，反犹太主义在欧洲又卷土重来，德国各邦、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取消了拿破仑时代给予犹太人的权利，一些国家的犹太人又被赶进隔都。当时德国一位反犹太主义者公开鼓吹说，犹太人应该被彻底灭绝，将他们的女人送进妓院，把他们的孩子卖给西印度的英国人做奴隶。复国运动的兴起和复国之父而在东欧犹太人处境始终未获改善，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掀起一场德国纳粹之前最大规模的反犹太屠犹太狂潮，波及波兰、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犹太人血流成河。历史学家指出，这场“屠犹太运动”共杀害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正是这一场大屠杀促成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兴起。当时一批俄国犹太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指出犹太人要获得彻底解放，不能再寄人篱下等待寄居国的统治者施予解放，要实行自我拯救，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但当时境况较好的西欧犹太人精英分子则主张融入欧洲主流社会，他们纷纷改信基督教，以获得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如德国著名犹太诗人海涅在经过痛苦的挣扎后，皈依了基督教。不过后拿破仑时代残酷的现实很快使许多精英分子融入欧洲的希望破灭，犹太复国运动遂获得壮大，并产生了“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赫茨尔是维也纳的名作家和记者，出生匈牙利犹大富商家庭，本来他已自视为已被欧洲同化的“半个犹太人”，但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犹太上尉军人德雷福斯被诬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的大冤案改变了他。虽然有良心作家佐拉仗义执言，高呼“我抗议”，但审案期间全法弥漫一片“杀死犹太人”、“犹太人滚出去”的叫嚣。前往法国采访的赫茨尔亲眼目睹此一幕深受刺激，他痛心地感到这一切竟发生在“现代的文明的法国——在人权宣言发表一百年后的法国。 ”他认为既然当时欧洲最倡言博爱的法国都如此，则欧洲已非犹太人的长居之地，犹太人的唯一出路只有返回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赫茨尔的努力游说下，成立了世界性的犹太复国运动组织，赫茨尔任主席。直到他1904年去世。犹太复国运动虽然声势壮大，但犹太人内部对复国仍然意见分歧。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终于使得最后一批欧化派的犹太人都成为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包括爱因斯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著名画家利伯曼。这些犹太精英享誉世界，但纳粹上台一样遭到迫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甚至被斥为“犹太人的物理学”，到1945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到了犹太民族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大旗下。孙中山同情犹太复国运动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说，犹太复国运动就是犹太人反压迫求解放的运动。因此在中共上台之前，中国舆论对犹太复国运动都是同情支持的。孙中山1920年曾致信犹太复国运动领袖说，“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一些政要甚至提到要在中国划出一块土地捐给苦难的犹太人作为犹太区民族家园。战后犹太人被屠杀真相震惊全世界，唤醒了世界的良心，除阿拉伯国家，全世界都支持犹太人建国，包括战前曾坚决反对的苏联。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地区分建犹太国和巴勒斯坦国的决议。犹太人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建在什么地方，最初是有好几种选择：回巴勒斯坦，在东非乌干达或南美阿根廷建立新国家，但在1904年第六次世界犹太复国大会上最终选择了返回故土，这些建国之父当时绝没想到，他们的新国家将会同四周的阿拉伯邻居陷于长达近一个世纪而仍看不到出路的暴力冲突之中。与阿位伯人本是同血缘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本是同血缘的阿拉伯半岛闪族人，排犹太主义这一词实际也包含排斥阿拉伯人在内。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徒远比基督教宽容，在伊斯兰统治的地方，犹太人被视为大卫王的后裔而很少受歧视，留在故土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一直和平相处，很少纠纷。在19世纪犹太复国运动兴起时，巴勒斯坦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多数居民是伊斯兰农民，在城市有一部分阿拉伯基督教徒和土生犹太人。这时移民巴勒斯坦的，主要是处境险恶的东欧犹太人，由犹太复国运动成立的基金会为他们出资购置土地，助他们安家乐业，他们与阿拉伯邻居尚相安无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1917年，英国外相贝尔福代表英国政府致函犹太复国领袖，支持犹太人建国。此称为贝尔福宣言，是犹太人复国获承认的第一份国际文件。但随着欧洲犹太人源源不断移入，以及犹太人定居点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已成为中东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造成犹太移民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矛盾也开始浮现。 1920年首次发生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骚乱。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人数并不多。希特勒上台的犹太难民潮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在欧洲面临灭族大祸，这时前往巴勒斯坦的已不是移民，而是逃命的难民。这是世界近代史中的首次大难民潮。但当时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下，反而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和购置土地安家定居作了严格限制。甚至有一个巴勒斯坦回教领袖哈贾•阿明•阿尔•胡桑尼跑到德国，与要置犹太人于死地的希特勒谈判巴勒斯坦前途。但全世界犹太人组织和欧洲人道团体伸出援手，帮助犹太难民以各种方式逃亡到巴勒斯坦。有许多犹太人是穿过重重关卡，翻越阿尔卑斯山，千里跋涉到西欧海岸，再坐船横渡大洋到巴勒斯坦。我看过一部记录片，这些犹太难民抵达巴勒斯坦时，英军不准他们上岸，用水龙头冲他们，有人即冒险跳水游向岸边。其景真是甚为凄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欧洲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占整个欧洲犹太人的二分之一。战争刚结束时，许多犹太人仍关在集中营，有的波兰犹太人曾尝试返回故居，但竟然遭到邻居的冷眼排斥，有的甚至被邻居杀害。战前波兰有300万犹太人，死于集中营的就有150万之多，战后波兰犹太人已所剩无几。建国次日阿拉伯五国宣战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结束，犹太人的以色列按联合国决议，宣布正式建国。当时尚在延安的中共表示支持，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社论为此欢呼道，“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 ”但阿拉伯国家则拒绝承认。以色列立国的次日，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和伊拉克五个阿拉伯国家组成盟军向以色列宣战，要将这个新国家从地图上抹去。但结果是以色列战胜，占领了大片阿拉伯人土地，96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巴冲突的开始，也是巴勒斯坦难民的由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前后共打了五次中东战争，三次由以色列发动，两次由阿拉伯国家发动。每次战争都是以色列胜利，占领更多的土地，制造更多的难民，双方的你不仁我不义也产生了更多仇恨。历史告诉我们：一，首先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是阿拉伯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始终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二战后兴起的泛阿拉伯主义一直要把以色列这个阿拉伯世界中的异族国家连根拔掉；二，激进的回教组织甚至用恐怖手段阻挠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 1978年埃及总统沙达终于正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必须与犹太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与以色列签署大卫营和平协定，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则以土地交换和平，向埃及交还了占领的西奈半岛。但理性的沙达竟因此在1981年被激进的阿拉伯人行刺杀害。一些中东专家认为，以色列在以巴冲突中强悍无比，坚持以暴易暴，常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大概是它能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汪洋大海中，屹立半世纪而未致倾覆的因素之一。美国是第二个犹太家园另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因素。 20世纪前欧洲是犹太人的主要家园，有1200万犹太人。目前，全世界的犹太人则主要分布在以色列（2001年统计约500万）和美国（美国90年代统计有600多万犹太人，甚至超过以色列），可以说美国是犹太人第二个民族家园。这就注定了美国在以色列冲突中感情的偏向。这种偏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就像中国人特别关注海外华人的命运一样。犹太人17世纪开始移民美国。在旧大陆他们受迫害欺凌，在新大陆的自由主义气氛中，他们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利。美国国父华盛顿曾明确向犹太人社团表示，他反对排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他说，“我们不赞许偏执行为，也不帮助迫害者”。因此美国成为除巴勒斯坦外欧洲犹太人逃离迫害寻求自由的另一个新天地，而且是犹太复国运动兴起之前的唯一逃亡之所。 19世纪上半叶德国犹太诗人海涅即力倡犹太人移民美国。他说，为了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包括犹太人，美国必须成为逃离欧洲压迫的人的避风港。 19世纪来自捷克波希米亚的犹太教改革派领袖以撒克•怀斯刚到美国就爱上了这个国家，对美国的自由和机会平等赞不绝口。他说美国就是犹太人的锡安山，华盛顿就是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因此，随着旧大陆每次出现反犹太高潮，就会出现犹太人向新大陆移民的大浪潮。虽然美国社会也泛起过反犹太的波澜，但总体环境是宽容的，自由的，犹太人在此安居乐业，通过他们的奋斗和智慧，在公平的机会下不但融入美国主流，还在各行各业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今天一些欧洲左派指摘美国在以巴冲突中偏袒犹太人。但他们是否思考过一个相反的问题；被欧洲驱逐的被迫害民族为何在美国得到了自由和尊严？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世人只说以色列霸道，但在浩瀚的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仅第一次中东战争向以宣战的阿拉伯五国人口已上亿，而且还有不少不惜玉石俱焚，要杀尽犹太人的回教极端分子，500万犹太人内心的安全恐惧又有谁知。而且以色列虽然坚持以暴易暴，但很少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无辜。如在最新一轮以巴冲突中，以色列在遭到自杀炸弹攻击后向巴勒斯坦武装炮击报复时，还事先广播通知附近居民疏散。如果历史可以重写，我想犹太人选择返回巴勒斯坦复国，真是选错了！早知今日，他们真该截断了魂牵梦绕的故国之思，举族投奔到能善待他们的新大陆。如是，他们还会有长达半个世纪做不醒的恐怖恶梦而要武装自己吗？不错，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但如果不支持，以色列岂不是在阿拉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上早被回教大军踏平了吗？以巴冲突是美国背负的一个十字架。美国维护以色列，但也几十年不锲不舍地调停中东和平，以埃1978年和解，以色列与巴勒斯坦1993年签署和平协定，互相承认，都是美国调停结果，在美国淌这个半世纪浑水的时候，世界其他大国做了什么，以巴问题的始作俑者欧洲又做了什么？如今以巴双方已回到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决议的基本面。半世纪的争执和冲突只是白白流了无数人的鲜血，但要消除积压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仇恨则路仍漫长。或许在长达一千多年的迫害中，犹太人养成了深重的民族悲情，强烈的被包围感和被迫害感而对身边的敌意过度刚性反弹，以至缺乏柔性的手段和妥协的智慧，在强调自身生存的安全时却忽视了他人的生存权利。这次美国遭恐怖攻击，六千多人罹难，他们的血也可以说是为以色列而流，鲜血能否让这个苦难深重而又高度智慧的民族获得新的启示？犹太人从来恩怨分明，对美国为他们作出的牺牲他们将何以为报？

为什么芝麻粒大的以色列胆敢对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等诸多大国家开战,还不依不饶?

1\以色列是犹太人经历了千百年的流离失所才建立起的国家,所以保卫唯一的犹太人国家是以色列人最高的信念;2\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很强，从国土面积上看它是个小国,但是从军火出口来看它绝对称得上是个大国，尤其是高端精确的武器.3\以色列从建国以来实行的就是国家控制一切的高度社会主义,包括服兵役，几乎每个以色列的成年人都要参加现役或者预备役,可以说是全民皆兵;4\以色列从建国开始就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并且犹太人在美国有很大的发言权,这也是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原因.5\阿拉伯国家不团结，无法形成一个统一和有力的对抗以色列的集体,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阿拉伯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空军在80年代的一次经典战役

网上搜的直接复制过来的！提起以色列空军，大概所有人都会首先想起那个空前绝后的87 比 0，而意义更为深远的则是在贝卡谷地摧毁了叙利亚的 19 个苏制 SAM 导弹连，以色列空军的攻击精神将空中力量领出来地空导弹的阴影。小时候看到刘亚洲的军事科普小说（好像是“恶魔导演的战争”）中有关描述，为以色列人近乎神话般的壮举惊叹不已，后来随着阅读增加，逐渐深入到这场争的内部，也澄清了一些误解。军事技术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用现代的技术打一场未来的战争”之桂冠还是只属于以色列空军。在下特意翻译了部分有关文章，本篇原载于美国空军协会（Air Force Association）的会刊“Air Force Magazine”2002 年 6 月号，作者是Rebecca Grant 贝卡谷地之战1982 年6 月，为了彻底根除越境恐怖活动，以色列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行动代号“加利利和平”（Peace of Galilee）。事件的发展正如以色列事前所估计，从黎巴嫩蔓延到周边地区，演变为多边冲突。在这次行动的最初阶段，以色列空军创造了摧毁对手 19 个地空导弹连、击落大批敌机而自身不损一兵一卒的壮举。通过获取实时情报（Real-Time intelligence）和巧妙地利用对手的弱点，IAF（以色列空军、Israel Air Force）给现代防空体系来了个下马威。本月（2002 年 6 月）是IAF在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的胜利 20 周年纪念，作为空中武力在和防空力量的死亡决斗中取得转折性的胜利，它已经被载入史册。以色列拥有一支小规模、高素质的空军，在 1967 年 6 月的“六日战争”（SIX DAY WAR）中发动了一场史诗般的突袭，总共出击 3,300 架次，IAF 横扫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空军，在地面和空中总共摧毁了 400 架敌机，一战成名。此后，阿拉伯三国军队被从西奈（Sinai）、格兰高地（Golan Heights）和约旦河西岸逐退。虽然 IAF 在从 1969 年 3 月到 1970 年中的消耗战中维持了优势，但是在大量装备苏制飞机导弹等先进武器后，埃及人依然在西奈半岛给IAF制造了相当地麻烦。以色列人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先进的苏制 SAM（Surface to Air Missile, 地对空导弹，这里特指苏制萨姆防空导弹）系统。虽然 IAF 在这段时间内零星摧毁了一些埃及地 SAM，但是自身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前英国皇家空军次帅托尼.马森（Tony Mason，RAF Air Vice Marshal）评论到，IAF 对抗敌机的交换率大概是 1 比 40，而对抗 SAM 却是 2 比4！”。显然，SAM 已经代替战机成为阿拉伯国家空防的主角。十月战争早在1973 年的“十月之战”中，事情已经初显端倪。 1973 年10月6 日，埃及和叙利亚共同发动了突然袭击，IAF 从此面对日益严峻的地面火力？？“比北越的任何地方都要稠密”（空军大学1978 年报告）。埃及虽然仅拥有不过 20 套移动式SAM 系统，但是还有 70 套SA-2、65 套 SA-3、仅2,500 门防空炮和超过3,000 套SA-7 肩射导弹等作为补充，另外包括叙利亚方面的34个SAM 连。 IAF 的飞行员不但要争夺制空权，而且要为被围困在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东岸的地面部队提供近接对地支援。在此期间，IAF 的二号首脑是大卫.艾维（David Ivry，此人曾在1967 年作为飞行员参战，最近又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回忆到，“你没有任何时间来消灭对方防空力量，必须随时冒着非常稠密的防空火力来进行对地支援，为此我们损失了不少飞行员”。战争的最初三天，IAF 在1,220 架次任务中损失了50 架飞机，将近4％的损失率是无法承受的，几乎可以和当年美国战略空军最初空袭德国时的损失相提并论。虽然随着战局的好转损失逐渐下降，但是总共有53 架A-4 天鹰（A-4 Skyhawk,开战时 IAF 总共拥有170 架）和33 架F-4 鬼怪（F4 Phantom，总共 177 架）被对手的 SA-6、ZSU24 和 SA-7 击中。飞机受创轻重不一，但是对方的防空力量逐渐进入了状态，有效阻止了 IAF 开展进行紧急近接支援（emergency close air support），同时埃及防空力量也成功地干扰 IAF 支援以军地面部队的反攻行动。以色列飞行员冒死拼杀终于迎来了曙光，运河东岸的战局逐渐向着有利以色列的方向发展。 10 月14 日，埃及向西奈投入了预备队，并且将防空火力圈向前推进。不过一天之内埃及就损失了28 架战机，以色列空军和地面部队联手阻止了埃及的攻势。一名埃及指挥官后来谈到，“一旦我的部队冲出 SAM 的防空伞，IAF 马上就会给我们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战争又持续了几天，直到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军已经越过了运河并且在各条战线上击破了对手。战争的教训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IAF必须改变他们的战术，即使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IAF 依然在摸索对付 SAM 的方法，结果在一次出击中就损失了 5 架 F-4 鬼怪。惨重的损失对于艾维，IAF 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谈到，“我们计划重振旗鼓打一个漂亮仗”，但是得知“IAF 的 F-4 鬼怪不能有效地对付 SAM”之后，军队首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SAM 成功地阻止了 IAF 打击侵略者，甚至能保护类似 SS-21 这些能够打击以色列领土内目标的地地导弹。艾维认为，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受到了质疑，1973 年的战绩给 IAF？？不必说还有其他西方国家的空军？？心中投下了阴影，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机是否还有能力对抗整合式防空系统（integrated air defence）呢？前任 IAF 指挥官艾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 ）甚至悲观地说：“战机的翅膀已经被 SAM 折断了”。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IAF 将来能够有效作战，取决于能否找到一条迅速系统地消灭对方固定或者移动式防空火力的道路。对于艾维，1973 年的教训非常清楚，“我们必须给SAM 一个回答！”埃以之间的和平维持了若干年，但是 SAM 问题依然是IAF 心头之痛。 1981 年，以色列在南黎巴嫩击落了两架正在袭击亲以基督教民兵的叙利亚直升机，作为回应，叙利亚的 SAM 部队开始进驻黎巴嫩的贝卡谷地。此时艾维已经成为 IAF 的指挥官，他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研究了叙利亚的行动。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艾维谈到，叙利亚将 SAM 部队派进贝卡谷地“已经越过了一条红线”。它威胁到以色列在黎巴嫩边界地区的空中优势，阻碍IAF进行侦察和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1978 年的戴维营（Camp David）协议和 1979 年的埃以和平协议已经为这一切埋下了伏笔，条约规定 1982 年从西奈半岛撤军。 “实际局势却十分微妙”，艾维说道，贝卡谷地的 SAM 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但是 IAF 却面对更严肃的挑战，那就是伊拉克 Osirak 的原子能反应堆！1981 年 6 月 7 日，14 架以色列战斗机以一次另人炫目的完美突袭摧毁了巴格达郊外的反应堆，下面就该轮到叙利亚人了。一年之后，巴勒斯坦游击队活动越发猖獗，大肆越境袭击以色列移民，向加利利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开炮甚至发射火箭，解决贝卡谷地的 SAM 成为 IAF 首当其冲的任务。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Sharon）得到了总理阿瑞尔.贝京（Ariel Begin）的支持，计划派遣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扫荡PLO（巴勒斯坦解放阵线），同时吓阻叙利亚军队，并且掩护亲以色列的基督教民兵驱逐巴解势力。第一周的战斗成为八十年代最为瞩目的战事，并且永载空军战史。狩猎开始6月6日，在 IAF 战斗机、攻击机和直升机的掩护下，以色列地面部队开始进入南黎巴嫩扫荡巴解据点。开始以军推进迅速，一路势如破竹，后来被阻于Jazzin，急需空中支援。这样一来，以色列战机将要进入贝卡谷地 SAM 的射程。艾维和他设在特拉维夫（Tel Aviv）的指挥部仔细监视叙利亚的反应，此战基本的原则就是“千方百计避免和叙利亚正面开战”，艾维特别强调。 SAM分布在贝卡谷地和叙利亚境内，叙利亚军队、巴解游击队和以色列直升机及救援单位一起拥进这个地区。 “有时候天空中有超过100 架战机在这个地区”，艾维回忆到，“几乎接近饱和状态”。对于仅仅1,500 平方英里大小的地域，通讯和指挥显地异常重要，于是艾维亲自坐镇指挥。原始计划要袭击14 处SAM 阵地，不过艾维于6 月 8 日星期二得到消息，以色列的无人机（RPV，Remotely Piloted Vehicles）报告另外5 支SA6 部队正在从格兰高地向贝卡谷地移动。 “现在他们沿格兰高地布置了稠密的防空火力来阻挡以色列向大马士革（Damascus）渗透”，艾维说到，“我们早晨发现了他们，这个行动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这次移防表明了叙利亚没有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意图，否则叙方会将导弹部署在大马士革方向。这一切帮助艾维下定了决心，那就是摧毁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 SAM，并且不必冒和叙利亚全面开战的风险。 6 月9 日星期三早晨，艾维修改了行动计划，将新到达的5 个SAM 连也划入目标。他计划中午开始行动，不过还要等待内阁批准。刚过上午10 点，内阁开出了绿灯，此时艾维已不得不把行动时间推迟到下午 2 点。 “攻击之前，我们发现边境地区有大量叙利亚军队，但是叙利亚空军并没有出动，他们尽量避免空战”，艾维评论到，“他们死在我们手里的MIG 已经够多了。 “自由开火区”当下午 2 时以色列空军倾巢而出的时候，叙利亚却命令其所有在空机返场降落。当最后一架叙机降落滑出跑道之后，叙利亚指挥官确定他们已经可以自由开火，敲掉一切在天上飞的东西。 “叙利亚人对自己的防空力量充满信心，何必再让空军的战机来冒险呢？”艾维指挥着他的攻击机群直扑SAM 老巢，它们是由SA-2、SA-3 和SA-6 搭配组成。 “这是一场真正的挑战”，艾维说，计划的关键是事先搜集关于SAM的情报和数据，以及叙利亚人操作的特点，以便利用它们在技术上的缺陷。 “情报搜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开战之前，以色列的无人机已经侦察出SAM 的雷达和通信频率。 1991 年出版的“The Samson Option”（Seymour ）一书中谈到，1982 年5 月以色列通过一系列秘密行动，取得了大量关于 SAM 频率和雷达覆盖范围的数据，后来在此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光天化日之下攻击 SAM 阵地对通信、指挥和情报系统（Command Contral and Intelligence）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怎样能使攻击即迅速又致命？？防区外发射导弹将为以色列飞行员提供第一击（Standoff Missiles）。整个计划经过反复斟酌，几个月来以色列飞行员一直在 Negev 沙漠之中反复练习攻击模拟的 SAM 阵地。 IAF 将使用阻塞式干扰来切断防空部队以及战机和指挥所之间的通信，“你必须清楚什么时候该干扰，什么时候不该”，艾维讲到，“当你要掩护战机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释放干扰；相反当你想搜集信息情报的时候，就不能干扰，你要仔细地听”。同时 IAF 的战机也携带了干扰吊仓来对 SAM 雷达实施欺瞒式干扰。为了攻击顺利进行，艾维需要能够直接了解战场局势。 E-2C 鹰眼预警机通过下行数据链（DataLink）将雷达图象传输到设在特拉维夫的IAF通信指挥部，然后直接送到艾维的面前。无人机则提供实时图象转播，以色列拥有一个中队的无人机，艾维认为这远远不够？？特别是夜间性能不够理想，不过这已经足够保证随时有两架在空，实时更新叙利亚SAM阵地的位置。 “我们不断跟踪他们，因为他们是可以机动的”，艾维补充说，“我们跟踪他们，所有 19 个连，那天早晨我们确切地掌握了他们的位置，没错，毫无疑问，一个都没跑掉”。 IAF 同时在艾维和飞行员之间建立了双向的语音通道，这种实时的通信、指挥和情报模式，对于现代战争还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将艾维所谓的“实时情报”（Realtime intelligence）从地面指挥部传送给飞行员。 F-4 鬼怪将在对地进攻中扮演主要角色，F-15 和F-16 夺取空优掩护攻击机群。无人机首先进入诱使 SAM 雷达开机，然后F-4 发射高速反辐射导弹（high speed antiradiation missiles）摧毁这些雷达。因为事先已经标定了目标位置，所以攻击进行地非常迅速，减少了飞机暴露在对方防空火力下的时间，同时空地导弹的高速度保证了攻击机能够迅速安全脱离。很快这些SAM 单位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蒸发了”。两个小时之后，IAF 彻底摧毁了所有 19 个SAM连，自身毫无损失。 IAF 当时已经拥有激光制导炸弹（Laser Guided Bomb），“但是我们在这次行动中并没有使用它们”，艾维解释到，“它们太慢了，不过等你消灭了防空火力之后，可以回头用激光制导炸弹慢慢瞄准彻底摧毁剩下的东西。 ”87 ：0攻击开始之后，叙利亚空军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在位置，于是 20 分钟后起飞了第一批战斗机，试图截击以色列攻击机群，阻止他们继续攻击。于是直升机、无人机、战斗机、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终于演变成空中力量的群殴。 “你好像在指挥一场音乐会”，艾维回忆到，“那不仅仅是攻击机进攻SAM，战斗机截击MIG，一旦他们处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你必须指挥一场音乐会。当然你不能一边弹钢琴一边打鼓，不过空战是和对地攻击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会”。在指挥中心里面，艾维能够通过E-2C 的雷达图象和F-15 的雷达排列出对方的威胁顺序。 IAF 飞行员使用VHF 波段无线电，指望依靠它能够维持和指挥中心之间的语音和数据通信。艾维的战术是每次指挥一个四机编队进入攻击区，每次就一组，每场空战持续1 到2 分钟。艾维决不派遣4 架以上的飞机进入攻击区，“能不能打掉所有 MIG 并不重要”，艾维解释到，“至少保证不会误击自己人”。而对于叙利亚人，这完全是一场绝望的屠杀，不论是在战术上还是在心理上。经过精心安排的空载干扰彻底断绝了叙利亚MIG-21 和MIG-23 和地面的联系。艾维描述了叙利亚飞行员的信心是如何逐渐崩溃的，当他们起飞的时候，对要截击的目标和截击的线路毫无概念。他们努力去做些什么，但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我们慢慢地逮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 ”艾维回忆到，每次攻击都能摧毁叙方四机编队中的两到三架。 “他们来地越多，信心反而越弱，在心理上，你不断地失败又失败。一旦你开始输，你总是在想，下次就轮到我了，我难道命中注定要栽在这里了？”以色列飞行员一直将他们的优势保持到最后。 “我能告诉你的是，在最初半个小时内，我们打下来26 架MIG。 ”两个小时之后，艾维招回了攻击机群，直到周 5 中午停火生效的时候，IAF 总共击落了82 架敌机而自身未损一兵一卒。消灭了贝卡谷地的 SAM 之后，IAF 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了。随后，以色列攻击直升机使用 TOW 式导弹攻击叙利亚坦克，战斗机则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来反坦克。 “我们消灭了大量坦克”，艾维补充到，“我们曾经在晚上阻击过一支北面开过来的装甲部队”。当两军装甲部队对头碰撞之后，IAF 的 F-4 和 A-4 使用带有激光制导装置 MK82 和 MK83 在夜间来攻击叙利亚坦克。实时标定目标两周之后，艾维终于又得到机会来验证实时指令系统，这回是对付一些小规模的SAM 部队。受挫之后，叙利亚又派遣了一些 SAM 部队进入黎巴嫩。一架 F-4 损失于 SAM 的伏击，“攻击来自叙利亚境内，而不是来自黎巴嫩”。艾维马上下令反击，摧毁了4 个SAM 连中的3 个。胜利的关键在于IAF持续追踪这些 SAM 单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好像一场狩猎”，艾维这么宣称，“我们的无人机一直在不间断地跟踪这些SAM，这些SAM 部队有时候会躲入村庄，我们会继续跟踪他们，直到他们离开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方再摧毁他们。 ”无人机传送回来的图象会映射到划分好坐标的地图上，然后通知那些非常熟悉这里地形的飞行员，经过不断磨合，这套系统终于可以让艾维能够将信息及时传给每一个具体的飞行员。 “这个就是所谓实时标定通信”，艾维解释到，“通过语音，我可以和每一个飞行员讲话。甚至有时候我还知道他们的名子”，特别是他的儿子也在其中。战争的革命和 1973 年那场残酷的空战相比，以色列的 46 小时贝卡谷地之战是大规模联合空中作战的一个里程碑，事实证明即使狡猾的移动式 SAM 系统也无法逃过经过精确协调的空袭。 “SAM 惨败的事实，极大地冲击了战略势态”，这个一边倒地战果，将合成空中力量重新带回了现代战争的舞台中央。贝卡谷地之战强调了电子战和精心计划协调的重要性，艾维能够发现突然冒出来的 SAM 部队并且马上提醒攻击机群，充分表明熟练的实时操作和事先精心计划对于空战一样有效。对于以色列人，贝卡谷地的胜利给了叙利亚巨大威慑，而对于 IAF，这场胜利帮助它重新在武装力量中找回了自己的位置。这场战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继续在空中和以色列人为敌等于送死。艾维引用叙利亚国防部长对贝卡谷地失利所作的总结，“鉴于以色列人在空中力量和电子战方面的绝对优势，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纯粹的‘地对地’的战争，而不会再上演‘地对空’的场景”，于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始采购飞毛腿导弹（Scud）。对于莫斯科的苏联高级将领们，贝卡谷地之战无疑是当头一棒？？顶尖的苏制武器折戟沉沙。 1991 年，艾维出访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国防部长 1982 年正好在莫斯科，他告诉艾维，贝卡谷地之战让苏联将领们明白了西方在技术上的优势，同那些SAM 一起崩溃的还有人们对华约铁幕的信心。贝卡谷地之战同时在技术上成为1991年海湾战争的前瞻和样板，美国空军从中学习了如何寻找对方的整合式防空系统的破绽、如何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进行实时指挥、如何用激光制导炸弹来对付坦克。以色列空军的进攻精神和精湛技艺，让空中力量重新成为王者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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