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Citywalk，只有Cityride|上海|街区|东京|长安街|city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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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Citywalk成为社媒上最流行的社交语言。这股都市风潮由上海掀起，随后向杭州、南京周边城市蔓延。在“时尚荒漠”北京，相对应地刮起一股Cityride之风，傍晚中轴线的骑行，让数十米宽的长安街也显得异常拥挤。

南有Citywalk，北有Cityride，两种景观在小红书争奇斗艳。虽然同为一种城市出行的风尚，但却分别代表着两座城市的规划、商业环境以及年轻人性格的迥异。北京不适合Citywalk，就像上海不适合Cityride。

傍晚的长安街，单车交错，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骑行队伍。

长安街北侧的天安门城楼前，远处望去，黑压压一片，几百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通过。几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挤满了停车拍照的骑友，人多到溢出来。王府井地铁站周边数公里的共享单车无一幸免，全部被推上长安街上拉练。

附近的彩虹桥是许多骑友的聚集地，很多人以此为折返标志，他们从丰台、海淀、通州骑行而来，在此稍作流连然后返程。

刘宇是来自石景山的基金产品经理，一有空闲就会骑着价值三万的公路车在北京街头穿梭。“往返差不多40公里，用时两个多小时，一般都是骑到彩虹桥，吃点东西休息会就返程。”

刘宇不是个例，从高中生到北京大爷，都是骑行play里不可缺少的一环。户外运动的迭代速度，已经让人刷着5G网也赶不上潮流，疫情初期在北京火热的露营、飞盘、到陆冲、桨板，已经成为年轻人眼中落入俗套的社交方式，当下的北京，最流行是Cityride。

疫情过后，年轻人们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探索城市的旅程中，骑行也是其中一种。但追本溯源，这种潮流最先从上海兴起，形式正是大家所熟悉的Citywalk。

这个舶来词在原生语境中，指的是由专业讲解员带队，按照规划线路深入城市街区，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人文、建筑等。这显然已经超过“在城市中散步”的范围，更像一种创新的文旅形态。

夏琳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约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Citywalk的概念。当时夏琳还带过几个队伍，价格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具体根据路线和内含项目而定。

“Citywalk的领队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和路线策划能力，提供的服务也算是知识输出，期间你可以获得对于像街区这样较小尺度空间的了解，也包括和建筑有关的人文历史和野史等知识。”夏琳说。

现如今也有很多收费的Citywalk行程，小红书上比比皆是，300元/人，没有讲解纯走路，带讲解的1000元/人。领路人自诩walkleader，还有拍照服务。

今年，Citywalk已经成为一个社交符号，年轻人在此基础上附加的东西，已经超出本身。如今在网络上，甚至已经开启了一场对Citywalk的祛魅运动。调侃沪上年轻人的段子在网上横飞，社交媒体上每个Citywalk的分享帖下，会看到类似发言：

发掘弄堂小路里的网红打卡店，穿着巴黎世家的上衣，头戴RalphLauren的棒球帽，身着lululemon的紧身瑜伽裤，耳朵扣着3999的AirPodsMax，脚穿Salomon，Citywalk到新天地的西餐厅，与朋友们举起均价128的鸡尾酒，配着98一份的蔬菜沙拉，发到小红书，配文：又是sochill的一天。

要素过多，令人眼花缭乱，但这也恰恰显示Citywalk的本质：它是一场以城市漫步为名义的消费活动，与运动无关。

这也是它并未在北京流行的根本原因。

北京又称四九城，从地图上看，环环相扣，边界明晰，主干道笔直，横七竖八的马路将北京分成若干方块街区。一环套一环，这种摊大饼式的设计，致使建筑密集的城区并不繁华，地图上的“方块”按比例放大后，呈现出的是一种封闭街区的冷清。

之所以上海流行walk，北京却只能ride，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北京的道路规划特点是“宽马路，疏路网”。北京是世界上平均路宽最宽的城市，达到了14.64米，约为东京的3倍。另外，北京城市路网密度低于大部分国际都市，平均只有6.3km/k㎡，核心区域更是只有只有4.5km/k㎡，不到东京五分之一。

恢弘大气的马路，主要是为了应对交通拥堵，但也无形之中形成一道道屏障。如果想要从大马路的一侧穿行到另一侧，往往要步行数百米或通过天桥才能实现跨越。围栏多、社区封闭，是北京公共路网密度低的一大原因。这种做法方便了城市管理，但也使得大众难以直接抵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宽马路，疏路网”把城市割裂成若干封闭的区域，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路两侧的商业活力很低。从表面上看，道路的流量确实非常庞大，但人往往都驾驶交通工具行驶在路上，并不能成为街边底商的直接消费者。

图|北京的宽马路摄图网500470600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前门的广安商业街，自从将道路拓宽为70米后，连锁反应就是让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圈逐渐衰落。

容易穿越的小路、高频的路口将消费场景连成片，是街边商业繁荣的基础。而这些丰富且密集的微观经济体，正是城市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韩国政府为了提高街区的商业活力，还严格立法限制了市区的街道宽度，首尔城市规划院规定路网密度不得低于20km/k㎡。

在上海，租界时期形成的“窄街密网”设计风格依旧保留了下来。绿荫环绕，曲径通幽的街道在老城区很是多见，像武康路、安福路、巨鹿路等网红路，都是窄路多路口，且信号灯变换周期快，便于行人快速通过。路边遍布风格各异的商铺，行人稍微移步，便可以进店消费。

反观北京的商业形态，主要是以商场为枢纽，呈现零星分布的点状，辐射范围往往有限。走在北京核心区域，常常找不到一家便利店。

回过头再看“为什么北京不适合Citywalk，更适合Cityride”的问题，就更容易得出答案。

首先，北京的大道，并不适合漫步。相反，这种笔直、大尺度的道路，使得非机动车道也宽敞易行，适合骑行。

更重要的是，Citywalk本质上是在享受城市带来的服务，包括对城市景观的欣赏，以及在各种商业形态下进行消费，可以说，Citywalk就是附加了青年文化属性的“逛街”。从这个角度上看，上海显然比北京更有吸引力。

相比之下，Cityride更具运动的属性。在大开大合的北京城，骑行带来的浮光掠影的观察方式，会掩盖掉这座城市略显粗糙的细节。

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1924年，郁达夫发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讲述一位经济落魄、写稿难产的文人的故事，他喜欢在深夜在上海街头漫步。

“一个人在马路上从狭隘的深蓝天空看着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倒是与我的身体很有益处。”算起来，这应该是上海最早的Citywalk。

在一个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进行一场城市漫步，这非常符合上海中产们对罗曼蒂克的想象。

要说到最了解Citywalk的人，其实并不是上海的小资们，而是北京的遛弯大爷。这个被誉为“地表最强男子天团”的群体，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身着“北京比基尼”，套着宽松亚麻大裤衩，脚踩人字拖，手拿济公扇，游窜在胡同的各个角落。

只不过北京胡同的walk能叫Citywalk吗？

在后来的棚改之中，连胡同这一场景也逐渐消失，年期一代走在北京街头，只能看到防盗窗和被水泥包裹的围墙。显然比不上上海街头的古典洋房和宛转小路。

一直以来上海和北京被赋予不同的特征：上海精致小资，是潮流的前沿，北京则是“时尚荒漠”、“美食荒漠”和“新消费荒漠”。

图|上海安福路Citywalk的人

无论是Citywalk还是Cityride，都是年轻人对城市的深入观察的行为，也可以当做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情绪表达。作为大都市，北京和上海的年轻人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相比北京，上海年轻人热衷潮流，及时行乐。漫步代表着休闲娱乐，骑行则是一种克制和走马观花。

造成生活方式差异的原因，是城市对年轻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上海年轻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发现，还是上海最好。这也是上海周边并未产生像阿那亚这样的“一线城市后花园”，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都可以在上海滩获得。

而即便是周末两天，北京的年轻人也更愿意开发出特种兵式的环京游，在工业化的海边和网红城市寻找精神落脚点。

至于北京，city不是用来walk的，而是来wor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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