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Citywalk,只有Cityride|上海|街区|东京|长安街|city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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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Citywalk成为社媒上最流行的社交语言。这股都市风潮由上海掀起,随后向杭州、南京周边城市蔓延。在“时尚荒漠”北京,相对应地刮起一股Cityride之风,傍晚中轴线的骑行,让数十米宽的长安街也显得异常拥挤。
南有Citywalk,北有Cityride,两种景观在小红书争奇斗艳。虽然同为一种城市出行的风尚,但却分别代表着两座城市的规划、商业环境以及年轻人性格的迥异。北京不适合Citywalk,就像上海不适合Cityride。
傍晚的长安街,单车交错,组成了声势浩大的骑行队伍。
长安街北侧的天安门城楼前,远处望去,黑压压一片,几百辆自行车浩浩荡荡地通过。几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挤满了停车拍照的骑友,人多到溢出来。王府井地铁站周边数公里的共享单车无一幸免,全部被推上长安街上拉练。
附近的彩虹桥是许多骑友的聚集地,很多人以此为折返标志,他们从丰台、海淀、通州骑行而来,在此稍作流连然后返程。
刘宇是来自石景山的基金产品经理,一有空闲就会骑着价值三万的公路车在北京街头穿梭。“往返差不多40公里,用时两个多小时,一般都是骑到彩虹桥,吃点东西休息会就返程。”
刘宇不是个例,从高中生到北京大爷,都是骑行play里不可缺少的一环。户外运动的迭代速度,已经让人刷着5G网也赶不上潮流,疫情初期在北京火热的露营、飞盘、到陆冲、桨板,已经成为年轻人眼中落入俗套的社交方式,当下的北京,最流行是Cityride。
疫情过后,年轻人们更愿意将时间花在探索城市的旅程中,骑行也是其中一种。但追本溯源,这种潮流最先从上海兴起,形式正是大家所熟悉的Citywalk。
这个舶来词在原生语境中,指的是由专业讲解员带队,按照规划线路深入城市街区,系统了解当地的历史、人文、建筑等。这显然已经超过“在城市中散步”的范围,更像一种创新的文旅形态。
夏琳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大约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有Citywalk的概念。当时夏琳还带过几个队伍,价格在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具体根据路线和内含项目而定。
“Citywalk的领队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和路线策划能力,提供的服务也算是知识输出,期间你可以获得对于像街区这样较小尺度空间的了解,也包括和建筑有关的人文历史和野史等知识。”夏琳说。
现如今也有很多收费的Citywalk行程,小红书上比比皆是,300元/人,没有讲解纯走路,带讲解的1000元/人。领路人自诩walkleader,还有拍照服务。
今年,Citywalk已经成为一个社交符号,年轻人在此基础上附加的东西,已经超出本身。如今在网络上,甚至已经开启了一场对Citywalk的祛魅运动。调侃沪上年轻人的段子在网上横飞,社交媒体上每个Citywalk的分享帖下,会看到类似发言:
发掘弄堂小路里的网红打卡店,穿着巴黎世家的上衣,头戴RalphLauren的棒球帽,身着lululemon的紧身瑜伽裤,耳朵扣着3999的AirPodsMax,脚穿Salomon,Citywalk到新天地的西餐厅,与朋友们举起均价128的鸡尾酒,配着98一份的蔬菜沙拉,发到小红书,配文:又是sochill的一天。
要素过多,令人眼花缭乱,但这也恰恰显示Citywalk的本质:它是一场以城市漫步为名义的消费活动,与运动无关。
这也是它并未在北京流行的根本原因。
北京又称四九城,从地图上看,环环相扣,边界明晰,主干道笔直,横七竖八的马路将北京分成若干方块街区。一环套一环,这种摊大饼式的设计,致使建筑密集的城区并不繁华,地图上的“方块”按比例放大后,呈现出的是一种封闭街区的冷清。
之所以上海流行walk,北京却只能ride,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北京的道路规划特点是“宽马路,疏路网”。北京是世界上平均路宽最宽的城市,达到了14.64米,约为东京的3倍。另外,北京城市路网密度低于大部分国际都市,平均只有6.3km/k㎡,核心区域更是只有只有4.5km/k㎡,不到东京五分之一。
恢弘大气的马路,主要是为了应对交通拥堵,但也无形之中形成一道道屏障。如果想要从大马路的一侧穿行到另一侧,往往要步行数百米或通过天桥才能实现跨越。围栏多、社区封闭,是北京公共路网密度低的一大原因。这种做法方便了城市管理,但也使得大众难以直接抵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宽马路,疏路网”把城市割裂成若干封闭的区域,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路两侧的商业活力很低。从表面上看,道路的流量确实非常庞大,但人往往都驾驶交通工具行驶在路上,并不能成为街边底商的直接消费者。
图|北京的宽马路摄图网500470600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前门的广安商业街,自从将道路拓宽为70米后,连锁反应就是让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圈逐渐衰落。
容易穿越的小路、高频的路口将消费场景连成片,是街边商业繁荣的基础。而这些丰富且密集的微观经济体,正是城市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韩国政府为了提高街区的商业活力,还严格立法限制了市区的街道宽度,首尔城市规划院规定路网密度不得低于20km/k㎡。
在上海,租界时期形成的“窄街密网”设计风格依旧保留了下来。绿荫环绕,曲径通幽的街道在老城区很是多见,像武康路、安福路、巨鹿路等网红路,都是窄路多路口,且信号灯变换周期快,便于行人快速通过。路边遍布风格各异的商铺,行人稍微移步,便可以进店消费。
反观北京的商业形态,主要是以商场为枢纽,呈现零星分布的点状,辐射范围往往有限。走在北京核心区域,常常找不到一家便利店。
回过头再看“为什么北京不适合Citywalk,更适合Cityride”的问题,就更容易得出答案。
首先,北京的大道,并不适合漫步。相反,这种笔直、大尺度的道路,使得非机动车道也宽敞易行,适合骑行。
更重要的是,Citywalk本质上是在享受城市带来的服务,包括对城市景观的欣赏,以及在各种商业形态下进行消费,可以说,Citywalk就是附加了青年文化属性的“逛街”。从这个角度上看,上海显然比北京更有吸引力。
相比之下,Cityride更具运动的属性。在大开大合的北京城,骑行带来的浮光掠影的观察方式,会掩盖掉这座城市略显粗糙的细节。
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1924年,郁达夫发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讲述一位经济落魄、写稿难产的文人的故事,他喜欢在深夜在上海街头漫步。
“一个人在马路上从狭隘的深蓝天空看着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倒是与我的身体很有益处。”算起来,这应该是上海最早的Citywalk。
在一个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进行一场城市漫步,这非常符合上海中产们对罗曼蒂克的想象。
要说到最了解Citywalk的人,其实并不是上海的小资们,而是北京的遛弯大爷。这个被誉为“地表最强男子天团”的群体,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身着“北京比基尼”,套着宽松亚麻大裤衩,脚踩人字拖,手拿济公扇,游窜在胡同的各个角落。
只不过北京胡同的walk能叫Citywalk吗?
在后来的棚改之中,连胡同这一场景也逐渐消失,年期一代走在北京街头,只能看到防盗窗和被水泥包裹的围墙。显然比不上上海街头的古典洋房和宛转小路。
一直以来上海和北京被赋予不同的特征:上海精致小资,是潮流的前沿,北京则是“时尚荒漠”、“美食荒漠”和“新消费荒漠”。
图|上海安福路Citywalk的人
无论是Citywalk还是Cityride,都是年轻人对城市的深入观察的行为,也可以当做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情绪表达。作为大都市,北京和上海的年轻人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相比北京,上海年轻人热衷潮流,及时行乐。漫步代表着休闲娱乐,骑行则是一种克制和走马观花。
造成生活方式差异的原因,是城市对年轻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上海年轻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发现,还是上海最好。这也是上海周边并未产生像阿那亚这样的“一线城市后花园”,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都可以在上海滩获得。
而即便是周末两天,北京的年轻人也更愿意开发出特种兵式的环京游,在工业化的海边和网红城市寻找精神落脚点。
至于北京,city不是用来walk的,而是来wor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