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开播了吗 (中国好声音开播时间)
《中国好声音》2023已经开播了,开播时间是7月19号。
中国好声音在我国是一档非常有名的音乐节目,现在有很多成名的歌星演艺界人士都是从好声音出来的,当然了,并不是参加这个节目你就能成功,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有这个实力,再有一个好的舞台表现自己,这才会让我们走向成功。
2012年,《中国好声音》在暑期档开播。
在许多观众的记忆里,夏日是伴随着西瓜、冰棍和“好声音”一起度过的。
而在2023年,《中国好声音》官宣于7月19日在浙江卫视开播。
总导演金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好声音”中音乐只是一个载体,“节目想要做成一本全民励志书,表达当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生命自强。
”
《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意义
《中国好声音》这八年以来,向乐坛输出了一批优秀的歌手,他们目前也成为乐坛的中坚力量,“好声音”为无数喜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了“梦想成真”的。
此外,“好声音”也在影响、陪伴着电视机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就像第一期节目中王力宏对予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做你的一个教练,如果你愿意让我陪你成长的话,我会为你全力以赴,我想看着你成长做更好的天予。
“好声音”不只是一展歌喉的舞台,大家也在用不同类型的音乐、不同的歌曲表达着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
好声音还有望复播吗
好声音还有望复播的。
《中国好声音》是一档备受观众喜爱的音乐真人秀节目,自2009年首播以来,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歌手和音乐人。
然而,在2023年的开播中,这档节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争议,导师阵容和赛制设置引发了观众的质疑和不满。
但有一些可能性和希望。
首先,不少观众和网友对这档节目仍然充满期待,希望它能够早日恢复播出。
如果节目不能复播,对《中国好声音》母公司灿星都将造成重大损失。
因此,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各方可能会努力争取让节目复播。
中国好声音的特色:
1、独特的选手选拔方式。
中国好声音的选手选拔方式非常特别,所有报名者必须演唱一首歌曲并经过盲选才能晋级下一轮比赛。
这种方式使得选手的音乐素养和表演实力得到了更好的展现机会,同时也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紧张气氛。
2、专业的评委团队。
中国好声音的评委阵容非常强大,由众多知名音乐制作人、歌手和专业人士组成。
他们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使得比赛更具公正性和可比性。
3、多元化的表演形式。
除了选手的表演之外,中国好声音还加入了多种表演形式,比如导师秀、帮帮唱等环节,使得整个比赛更加丰富多彩。
4、丰富的文化内涵。
中国好声音不仅注重音乐性,还注重文化性。
在比赛中,选手需要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和文化修养,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至理名言站在世界看中国,为什么大陆出不了华戤
翻看这本《看中国》,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过去30多年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言人人殊。
有人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便宜;有人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权让利,调动基层的积极性,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国际人士,发现他们也都在试图解答这个“中国之谜”。
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人士对中国应对危机的效率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反思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
概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福利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引发的危机,所以应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贫富差距两极化的恶果,因此要均衡发展,人民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应该说,两个问题都存在。
本来人民能够享受多少福利, 应该根据所在国家发展水平来决定。
可是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 各国政府竞相提高民众福利。
如果社会福利长期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必然引发危机。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严重恶化,而且将会继续恶化下去。
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以美国为例,20 世纪50~60 年代的美国相对还是稳定的橄榄型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慢慢演变为金字塔型社会,社会稳定度也在相对下降。
怎样才能找到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分享利益的均衡点?皮凯蒂建议,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 左右。
显然,这样做势必抑制社会活力,因此是不可行的。
但是如果在贫富差距恶化面前无动于衷,任其发展,也会引发社会动荡。
就大趋势而言,不能大折腾,还是要微调,既要照顾到民众利益,也要考虑到资本发展。
显然,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全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 与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许多国际人士把中国作为一个标杆,通过中国来审视和反思自己。
2014 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
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威权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
”为此,布莱尔呼吁,“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
还有国际知名学者福山,在苏联解体之初以“历史终结论”蜚声世界, 但是近些年他的观点也有调整,承认民主制度存在失灵的危险。
美国的表现就很典型。
在平衡机制的作用下,美国两大党尽管治国理念不同,但都是细微的政策调整,就像钟摆一样围绕中心运转。
可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两党难以达成一致,政府施政发生很多掣肘。
结果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中国不能因国际的赞美而自满,而是应该学习人家反躬自省的精神。
我们应该借助“第三只眼看中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成功的。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生产能量,如果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在过去不到40 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发展过程中确实也积累下来很多的问题。
例如,多年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远落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因为国家拿走的太多。
政府投资过大,没有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
由于民众分享的发展成果有限,导致储蓄率很高,消费不足,高储蓄率也不能及时转化为有效投资,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处所在。
而在发达国家,政府也拿走很多, 但是人均收入增长高于GDP 增长速度,而且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
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怎么正确处理资本方和广大民众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人们习惯以“左”或“右”分析问题。
在我看来,“左”和“右”都有点极端,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还是应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不哗众取宠,兼顾大多数人利益、采纳各种长处。
其实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提倡的就是中间道路。
走中间道路,防止矫枉过正,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民主制度有时制约力度太大,可能会影响政府效率。
缺乏权力制衡的威权主义又使得一个国家权力太集中,万一决策失误,就会出现大问题。
有没有可能创新出一种制度,既保证一定的政府效率,又有适度的权力制衡?这是政治学家应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威权时代时,只要别出大问题,就能够获得高速发展,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唯一的问题就是必须得碰对人,像新加坡的李光耀。
如果碰上希特勒,就可能满盘皆输。
怎么碰对人?这就是历史的博弈论。
怎样才能在历史博弈中胜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答案是建立“思想市场”。
2011 年底,年届百岁的科斯在《财经》年会上致辞说:“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
他认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 更具可持续性。
”可以说,《看中国》这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市场”。
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外国人看中国。
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学者通过中外对比看中国。
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都对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值得认真对待。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与特色,但是不能因为特色而否认人类共同文明的存在。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只有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才能少走弯路。
现在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 并且深受其益。
中国既不能自惭形秽,妄自菲薄,更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
过去30 多年,中国吸收了很多来自国际上的经验和智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证。
2013 年以来,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改革,当然更应该广纳群言, 广集众智。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必然是一个富有包容精神的人。
国家同样如此。
“俯视大江东去,开拓万里心胸。
”站在世界看中国,聆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既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具有的胸襟,也是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拥有的气魄。